多，用繩子串起來，像當年戚家軍一樣，套在脖子上，一個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憑弔戚繼光，還在祠壁上題了一首七言絕詩：“舉世盡聞不抵抗，輸他少保姓名揚。四百年來陵谷變，而今麥餅尚稱光。”
有一次，郁達夫請一位軍界的朋友到飯館吃飯，吃完飯結賬的時候，飯館的服務員到他們飯桌邊收錢，只見郁達夫竟然從鞋墊底下拍出幾張鈔票交給了服務員！這個舉動著實讓他的朋友感到意外，他的朋友詫異地問：“鬱兄，你怎麼把錢放在鞋子裡呀？”郁達夫笑笑說：“這玩意兒過去一直壓迫我，現在我也要壓迫它！”
郁達夫因手頭拮据，對幾百元的工資不太滿意，有次拿到工資，把錢撒在地板上，用腳狠狠地踩。房東老太太看了，直跟人說，真是發神經了！
郁達夫旅閩時，曾訪弘一大法師，法師贈以著作數種。及別時，弘一法師謂郁達夫雲：“你與佛無緣，還是做你願做的事吧！”
郁達夫的浪漫與“放蕩”不羈，給他的形象也造成了負面影響，1935年夏，郁達夫準備應聘暨南大學教授，教育部長王世傑就以他“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為理由阻止暨南大學對他的聘任。王世傑的阻攔雖然還可能包含其他意圖，但是他的這一理由在傳統文化很深的中國還是很有力量的。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本來相當器重郁達夫的才華，很想重用他，打算讓他擔任省教育廳長的職務。於是招他去面談，兩三次交談之後，陳儀覺得郁達夫無論說話還是行動，都“隨隨便便，不受約束”，看來他“不是一個穩重老練的行政官吏的適當人選”。
流亡期間，畫家劉海粟在《回憶詩人郁達夫》說：
“我們來到花園中，坐在草坪上，天空群星閃爍，萬里無雲。悠英（應該是鬱最後的情人李筱英）在樹上，哼著一支英文歌。
靜默了幾分鐘，天上，一隻孤雁唳了一聲。
‘這雁倒像我。’達夫動感情了：‘沫若、壽昌都在重慶忙抗戰，仿吾去了陝北，只有我成了孤雁南飛。這些兄弟們何日相見呢。’”
1942年2月，郁達夫在乘小電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軒住宿。當時，潘受也同在怡和軒內，他還把自己原本備用來逃生的電艇慷慨地借給郁達夫逃生。據說，郁達夫當時帶在身邊的行李只有一隻小皮箱，箱內放著白蘭地一瓶、牛肉乾一包、《詩韻》一部，準備在船上喝酒寫詩。在逃亡中還有如此閒情逸致，想必也只有郁達夫一人了。
【性情】
郁達夫從不隱藏自己的性情。對於他大膽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經這樣形容：“對於深藏在千百萬年的背甲裡面計程車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
郁達夫也曾在《沉淪》中捶胸頓足地大聲呼喊：“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實意地愛我，我也願意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郁達夫敏感。在北伐勝利的歡呼聲中，他就懷疑革命投機者引發左右的攻擊。國共分裂後，他又直率地對美國記者和好友徐志摩說：“我不是戰士，只是作家。”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訐，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聯除了他的名，他長時間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郁達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難者，在內是兇惡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孫荃發洩，百般挑剔，辱罵孫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屍”。“你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生存在這個世上的呀？”隨後又責怪自己，撫慰孫荃，詳細解釋發怒的原因，孫荃聽了反替他抱不平，為他痛哭，直到兩人相抱而泣，這就是郁達夫說的“悲劇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龍兒出生了，他稱龍兒是兩人“悲哀的繼承者，一看就覺得是一個神經質的薄命的相兒”。稱其出生“多此一舉”。龍兒果然早夭。
郁達夫總是覺得對不起他的第一位夫人孫荃，他押賣了她送的定情信物，為求淫樂。回頭一邊想念孫荃，一邊抱頭痛哭，“我的女人，我不愛而又不得不愛的女人！我終覺對你不起！”就是在朋友面前，穿了件孫荃從家裡寄來的新長衫時，也會淚水濛濛對人家說“她對我很好”。
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嫌棄孫荃和兒子是累贅。孫荃自願回老家，送走之後，讀著孫荃的來信，又禁不住淚眼滔滔起來，一邊又自責“我累你不少了”。
郁達夫給王映霞回信，也多是邊寫邊哭。他收到王映霞的那封信，發現字裡行間透著“永遠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