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遺產：CIA的歷史》（Legacy of Ashes）8月7日開始公開發售。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天前發表了一篇宣告，對此書提出嚴厲批評。宣告說韋納的書“給中情局的過去描繪了一幅過於黑暗的畫面。他依仗斷章取義的引語、一概而論的斷語和對負面資訊的沉迷，忽略、最小化或歪曲了中情局的成就。書中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錯誤。蒂姆？韋納能廣泛獲取各種資料，本有機會為一個複雜、重要的主題寫出一部公允的歷史。但他沒有做到。他的偏見壓倒了他的學識。人們從《廢墟般的遺產》中讀不到CIA真正的歷史。”
美國媒體認為中情局此舉反而有助於這本書的銷售。對於中情局的宣告，該書的出版方道布林迪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說：“那些頂尖的長期負責報道CIA的記者和研究CIA的歷史學家都給予了本書好評。這是一部權威的CIA歷史。”
關於CIA的書有一個特點：“通常在考古時，你挖得越往前，情況變得越晦暗不明。比如我們對公元前500年的希臘的瞭解要多過公元前900年的希臘。但對於歷史的一個特殊的分支中情局的研究，這個順序剛好是相反的。因為最機密的檔案要幾十年之後才會解密，我們對中情局在1950年的行動的瞭解要多過對它1995年的行動的瞭解。因而雖然韋納的書聲稱一直寫到了今天的CIA，但它對肯尼迪時期的記述要強過對克林頓時期的記述。”
韋納為《紐約時報》報道了20多年的情報問題，獲得過普利策獎。他在書中引用了CIA檔案中的5萬份檔案，採訪了300多位中情局過去和現在的職員，包括10位前任局長。他列舉了CIA一長串失敗，認為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並沒有打造出一個一流的情報部門。
60年前，杜魯門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訓，組建了中央情報局。1953年，中情局向莫斯科派出了首名間諜，但他太不稱職了，被他的俄羅斯女傭、實則是克格勃的人給勾引了。當美國人在蘇聯外交官、科學家和軍官中間發展間諜時，蘇聯情報部門並沒閒著，他們採取的行動是派出假裝叛變的忠誠的官員提供虛假情報。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發展蘇聯間諜不難，難的是要認出滲透進來的人。
韋納將CIA的失敗歸咎於一些該部門的高官。一位情報分析員說，該局最著名的局長杜勒斯按照情報報告的厚度而非內容來判斷其重要性。50年代的局長維斯納是個精神病，後來自殺身亡。但CIA的失敗是命中註定的，一開始它就被賦予了兩個互相沖突的目標。一個是向總統彙報收集到的情報，一個是在境外實施秘密行動。前者是一項長期的、技術性的默默無聞的工作，後者則驚天動地，所以中情局一直更熱衷於後者。結果呢？1963年伊拉克復興黨一位領袖自豪地說：“我們是坐在美國人的火車上獲得權力的。”火車上也坐著薩達姆。
哲學和流行文化亦敵亦友
因為《星球大戰與哲學》、《辛普森與哲學》、《柏拉圖和一隻鴨嘴獸走進一家酒吧——透過笑話理解哲學》等圖書的出版，英國的《現在學哲學》雜誌做了一期討論“大眾文化和哲學”的專題，美國的《高等教育紀事評論》也刊發了一篇文章，討論能否透過影視節目等大眾文化有效地普及哲學。
哲學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風趣的說法，不懂哲學的人還是很難體會其中的妙處。比如，尼采《快樂的科學》第193節“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項證明，即用一種方法使每個人沮喪失望，而每個人事實上並沒有錯——這是康德的一個秘密的玩笑。他寫文章反對有學問的人，而支援一般人的偏見；但他的文章是寫給有學問的人而不是給一般人看的。”對比較瞭解德國觀念的人來說，讀到這一段可能會覺得尼采對康德的評論很有意思，但普通讀者則會茫然。尼采在這裡指，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上帝、自由、永生這些東西超出了人類的認識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實踐理性批判》，康德又說，為了確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終能得到幸福，必須預設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對於啟蒙哲學家康德的這種出爾反爾，歷史上出現了很多批評者。海涅在一篇諷刺性的文章中說，康德之所以又請出了上帝，是因為他在破除宗教之後，出去和他的老僕人散步，突然間覺察到這位老人熱淚盈眶，於是他動了惻隱之心。鑑於他的老僕人這樣的普通人必須得有一個上帝，要不然他們就會鬱鬱不樂，他為了顯示自己不僅是大哲學家，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這三大預設，滿足普通人的需要。威爾？杜蘭特在《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