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覺得它的發展並不正常。有人把這視為管理上的顛三倒四。這樣說並不是實事求是。這是有意如此。3年前我就想回到自己的本職工作。我有很多事情想做，有許多電影要拍。在1970年代，我拍了十四五部影片，而1980年代只拍了四部。放棄我的演藝生涯而經營聖丹斯絕對不是我的初衷。”
和波拉克一樣，許多人把這位明星準確地定位為一個消極的進取分子，有一種從近在咫尺的勝利招致失敗的才華。《候選人》（The Candidate）中最後一場戲就是雷德福的出走。他扮演的那個角色贏得了殘酷的加州議員的競選，但是最後當鏡頭在旅館一間空房子裡找到他的時候，他卻說了一句滿腹牢騷的話：“我們現在能做什麼呢？”範瓦根倫總結說：“沒有什麼比沒有他而聖丹斯照常運作更讓鮑勃喜歡的了。但是，事情越來越清楚，他是問題的關鍵。他意識到自己得參與進來發揮核心作用。”
與此同時，雷德福不耐煩地等待著索德伯格啟動《山丘之王》的拍攝工作。索德伯格於前一年8月帶著《性、謊言和錄影帶》的餘部到聖丹斯總部出席過一次獨立導演研討會。他告訴埃斯蒂斯他就要跟貝茨·布蘭特利結婚了。1989年12月，他果真在夏洛茨維爾在一位保安官的證婚下結婚了。兩人似乎還在熱戀當中。幾個月後，索德伯格開始拍攝《卡夫卡》，並著手考慮他的下一部影片。雷德福希望他先拍《山丘之王》。但索德伯格仍然覺得他欠波拉克一部影片。在他進行《卡夫卡》的後期製作期間，雷德福請他到環球公司自己那套平房別墅裡見面。雷德福遲到了45分鐘，因為那裡沒有其他人，這位年輕的導演只好坐在外面的水泥臺階上耐心地等待。索德伯格回憶起這次會面，雷德福說：“我聽說你在拍《山丘之王》之前可能會拍別的片子。〃
“嗯，可能吧。”
“我不知道還該不該做這部影片。因為我不知道你還想不想拍。”
索德伯格聽了十分惱火。他想，這真是太奇怪了。因為是他們找到我，我推薦了那本書，這個拍攝計劃並不是他們最早提出的。他感覺雷德福好像在威脅似的。“雷德福的意思是：‘我是用你呢還是不用？’”索德伯格回答說：“不，我一直想拍這部影片。但是事情太多總協調不好。我只能告訴你，我絕對想拍這部影片。我不騙你，我可不是在玩遊戲。”
憤怒的藝術家 1989（17）
“好吧。”
索德伯格對這次見面感到很不痛快，尤其是現在雷德福還擁有《山丘之王》的版權。
1989年5月，哈維在戛納電影節上拿走了《天堂電影院》（Cinema Paradiso）。當時沒有人想要這部影片。這部影片由吉塞貝·託納多雷（Giuseppe Tornatore）執導，前一年在義大利已經引起強烈反響，影片長達兩個半小時，看得讓人神經麻木。大多數買主一般不會重新剪輯影片，儘量保持作品原貌。哈維卻沒有這麼輕鬆。那時他有一套原始的、用來剪輯預告片、電視片斷，同時也用來剪輯電影和重新配音的後期製作裝置。條件十分簡陋，他們直接在發行複製上剪剪貼貼。公司發達後，他們居然對導演認為已經完成的作品進行重拍或者增加影片中的某些戲份。溫氏兄弟還僱用剛從紐約大學畢業的小子們幹活，一分錢也不給他們，說米拉麥克斯就是他們的研究生院。
《天堂電影院》被剪成兩個小時——但營銷部主任拉塞爾·舒瓦茨（Russell Schwartz）聲稱是導演託納多雷本人親自剪的。兩個小時還是顯得有些長，但並非顯得沒完沒了。雖然因為長度而刪剪影片會冒犯導演，但也有一定的意義，尤其在做得比較有策略、意味，且跟導演有過溝通的時候。然而，意義還不止這些。“哈維常常說，我們的工作就是用美國人的耳朵聽聽這些影片，甚至包括英國影片。”斯圖爾特·伯金回憶道，“演員們給對話配音時，我們要求他們不要有太重的英國口音”。
把外國電影改造得更加通俗易懂，還可能會避免出現卡在美國觀眾喉嚨的某種不好理解的文化怪僻的危險。說來就是那些人們不熟悉的習俗、語言的應用或者行為方式，這些綜合因素會給人造成一種異樣感，也正是這種感覺使外國電影成為外國電影，它向人們開啟了一個陌生世界的窗戶，而不僅僅是舉到我們面前的一面鏡子。我們最不想看到的情景就是把北京紫禁城拍得像麥當勞。試圖從簡·坎皮恩的《鋼琴課》中那位啞巴主人公嘴裡套出什麼話來的哈維·凱特爾就是或者應該是美國觀眾和外國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