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地說：“伊芙晚上會聞到我撥出的三明治味兒，但我顧不得了。”然後兩口吞下去，又往嘴裡塞進一支菸，想蓋住一點味道。
顯然在伊芙的動員下，哈維請來一個私人健身教練。開始進展還比較順利，他告訴教練：“你最好能每天都來。先給你1000元，我說什麼你都別當回事，讓我練好身體就行。”教練很負責地按時前來指導。哈維常常一邊接電話一邊讓教練在外面等候。最後，教練終於獲准進入密室說：“我們開始吧。”哈維說：“我現在沒有時間，給你50元；把這混賬裝置給我弄出辦公室，明天再來。”第二天，教練來了後又遭到同樣的禮遇。他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來來回回去見哈維。最後哈維終於放棄。
溫氏兄弟已經不滿足於在邊緣地帶求生存了，不想每發行一部影片都差不多拿整個公司來冒險。他們清楚自己是在做資本密集型行業，要想成功，得需要更多的資金可供調配。但是，蔡斯銀行向他們施加了更大壓力，要求他們收縮活動。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向大眾集資，但是他們名聲太糟糕了。“我們到日光谷找到Allen & Co。的一個分部。”據哈維回憶，“你坐在一間屋子裡，裡面至少有四十幾個傢伙，都是分析師什麼的，提各種問題來轟炸你。如果你的贏利每年不能增長15％，他們就會痛罵你一頓。但電影業是一個極不穩定的行當。如果我們又來一部類似《我的左腳》的怪片，他們會說什麼呢？我們說，我們不用大眾集資了。除了我母親之外，大眾集資是另一件讓我們感到很恐怖的事情。”
Allen & Co。又反過來勸他們。依《醜聞》、《性、謊言和錄影帶》、《我的左腳》的賺錢經驗，他們明白，這樣的生意如果錯過就不會再來了。但是，過去那位處理米拉麥克斯方面提供的材料的財務主管似乎不在了。新的財務主管約翰·施密特（John Sohmidt）又把這項工作接過來。施密特是聘請成功的典範。他是耶魯大學校長本諾·施密特（Benno Schmidt）的兄弟，長著沙子般的頭髮，始終面帶微笑，有一種毫無戒備的幽默感。他的父親是約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的朋友兼合夥人，施密特於1989年春末來到公司。跟前任馬克·利普斯基和馬蒂·蔡德曼一樣，他發現這裡簡直亂得一團糟，尤其是財務部門。“米拉麥克斯處於無序狀態也許已經有3到6個月了。”他說，“雙方協商過的銀行信貸額還沒有突破，因為沒有安排人處理有關的業務。沒有人收取我們在影院的收入，也沒人管理公司的資金流動。我們的淨收入與淨損失是什麼？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把錢花光？從現在開始，我們每年得借多少錢？這一切他們都毫無規劃。”
冒險事業1990—1992（8）
不過，施密特至少在開始時挺喜歡在米拉麥克斯工作。“那裡有一種讓人感到很刺激的氛圍，”他回憶道，“我們把一切都做在前面，同時，一切又都是新的。每天都充滿了創造性。他們有一種‘我們對抗他們、我們對抗世界’的精神，非常有意思。最後，隨著公司逐漸壯大起來，‘我們’越來越變成指代哈維和鮑勃，‘他們’則指員工們。”
從哈佛商學院畢業沒有幾年的施密特顯得極為清爽和理想主義，但他同時也明白，要理清他們的做法將是一項艱鉅的事業，同時也是公司躍上新的發展臺階的必要之舉。“我對哈維和鮑勃說，現在該到把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獨立電影公司的合法性建立在某種做事業的方式上的時候了。那就是一切都要透明。我們必須結清合作方的資金，向人們表明，如果他們來跟我們合作是不會後悔的。這是今後公司向更高水平發展必須要做的事情。”米拉麥克斯支付了大約400萬美元給《性、謊言和錄影帶》的製片人。哈維常常四處炫耀，把它作為米拉麥克斯決不食言的一項證據。“往往，他們支付一筆收入分成給製片人時，那一定是另有所圖。”施密特接著說。不錯，這次他們的所圖就是公司的合法性。他又補充說：“我不能說他們好不容易從分成收入中支付給《性、謊言和錄影帶》製片人一筆錢是一種伎倆，因為他們有發行收入提成比例——哈維和鮑勃不能對它亂來——但問題在於，我們在這部影片上賺了五六百萬，我們理應付這筆錢，但這兩個傢伙卻四處炫耀。”（米拉麥克斯對此予以否認。）
出於同樣的考慮，施密特還積極推動溫氏兄弟走大眾集資的路子。這樣不僅會給溫氏兄弟帶來3000萬或者4000萬美元的新資本，而且還會提高他們的借貸能力，但是作為大眾投資公司必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