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寫作也是,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樣式,在人物的塑造到語言上,我希望能夠突破自己。
網友:當今文壇有您比較欣賞的作家嗎?
嚴歌苓:有啊。我很喜歡女作家,當然我們大家都在關注彼此的創作和成長,我很喜歡王安憶的作品,我喜歡林白和徐小斌。男作家我喜歡畢飛羽、韓少功。這些作家應該說都是很不同的,相互之間,我喜歡他,只是覺得他在文學的審美上有很高的價值。
主持人:就文學本身而言有審美價值?
嚴歌苓:對,就文學本身而言有很高的價值。
網友:您再一次訪談中說到,多用一些動詞,體現速度感,少用形容詞,這是怎麼總結出來的?
嚴歌苓:這跟個人的審美很有關係,也許有人覺得,形容詞多動詞少更好看,這是個性化的說法,所以我並不準備作為文學的一種樣式或者是改革來提倡,並不是這樣因為我也是用英文創作的人,所以我感到動詞多的作品更容易抓住讀者。
網友:請問您作為海外的漢語作家,您如何保持與母語文化的親近呢?
嚴歌苓:我還不斷地讀中文的小說,我跟中國的移民在美國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很喜歡聽他們的故事,我寫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國人的經歷,離開中國和中國語言,我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網友:您寫過各種各樣的情與愛,但是我最喜歡您寫的同性戀的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群,您能談談對同性戀的態度嗎?
嚴歌苓:我對同性戀是非常關注的,因為我最開始,對同性的愛情非常好奇,而且也是一無所知。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碰見一些同性戀的朋友,逐漸逐漸就使我感到我非常同情他們,我認為他們的感情原來也是非常非常崇高的,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覺得最初使我接觸到這個,而且感到意外的感情應該是《蜘蛛女之吻》這部電影和小說。
網友:您的下一部小說名字叫《測謊》,能談談創作的初衷嗎?
嚴歌苓: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名字改了,原來叫《謊測》,現在改為《無出路咖啡館》。
這本書的創作跟我的個人經歷很有關係,到了美國第二年,因為我和美國外交官的婚姻,牽涉到他們國家的一些法律,美國外交官是不可以和從共產主義國家來的女人結婚,或者是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如果有這種關係,他們就要受到兩年的安全審查,在這個期間,他是不能接受外駐的任務的,也是沒有辦法進國務院大樓的。這種經歷,使我想到一些非常荒謬的關於人權之類的問題。
主持人:這件事裡您是不是看到,發達國家跟我們的文化和觀念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同時也存在著跟他們提倡的人權問題有一些衝突或者紕漏?
嚴歌苓:相同的,各個國家的政府都是神經末梢迴圈非常差的,這個法律制定是1950年的時候,那時候正在冷戰,現在的政治平衡完全不同了,從柏林牆的倒塌,結束了這樣的政治格局,這種情況下,他們依然用非常僵硬的一套法律來約束他們的人,我覺得在某些方面就讓我想到了所有的官僚機構都是滿可笑的,而且它是在一個自由的旗號下,所有的這些事情,我自己經歷的,跟FBI打的交道,我覺得很可笑,完全是一部荒謬小說,所以我自己就寫了很荒謬的,很好笑的,我很少寫很好笑的東西,在這篇東西里面,我覺得是舒展了我的幽默一面。
主持人:這本書有沒有發行?
嚴歌苓:是在國內和臺灣發行的。
主持人:進來的每一位網友都向您提出關於作品本身的問題,可見大家都是您忠實的讀者。
網友:《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裡面,您結尾的意思,是不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的交往,是不是可能就會改變他們的性取向呢?
嚴歌苓:這是一種希望和一種願望,我覺得應該有一種超越性別的愛情,在我是存在的,在我和許多同性和異性的朋友當中,我認為這種感情是有的,我覺得我和他們有很多的戀戀不捨的一些情愫,但是這些情愫好象不屬於性的。我就在這篇作品裡,在女主人公身上,把我自己剎那之間的情感的體驗放進去了。
網友:看到《扶桑》髮髻裡滾出的銅鈕釦,我被震撼了,您這種神來之筆是怎麼創作出來的?
嚴歌苓:其實在我開始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寫到《扶桑》這個髮髻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這兩個人將來要經歷怎樣大的悲痛和誤會,這個鈕釦是將來誤會的鈕釦,能解開一切,我就用這個形象,夕陽下金色的鈕釦滾了出來,長髮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