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我卻為自己倒了一杯紅葡萄酒，說：你不要來一杯？
他笑笑說：我前兩天忽然意識到，好酒不該給壞心情去糟蹋。
你現在是壞心情？
我說的是前兩天。他見我還想打聽，就說：等我心情徹底好轉，你再跟我打聽。
我記得我暈沉沉地醒來時，已是上午十點。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驚訝他那麼高大個人怎麼會有那麼細微的動靜——他在我睡著時，輕得跟魂似的，從不驚擾我的睡眠。他在床頭櫃上放了半杯水和幾粒維生素，一堆硬幣，一把去室內游泳場的鑰匙。他總是擔心我出門忘帶硬幣，乘公共汽車或地鐵或打發乞丐，都會犯難。他也總是逼迫我吃維他命，卻並不用語言強迫，而是把它們擱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維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會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視我的男人了。之後我去淋浴，洗頭髮。我發現安德烈這個舒適的窩可真有腐蝕力。等我從淋浴裡出來，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貧窮生活的氣力。我照常站上電子體重器，看自己這“命一條”還剩多少斤兩。
當我裹著潔白松軟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邊喝咖啡時，我像未來的戴維斯副大使夫人那樣閒閒地翻看著報紙。報紙下有一些拆開的賬單和信。一封信的字跡相當眼熟，我從它的雋永、略微的神經質上判斷出來，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趕緊展開它。
信不長，相當客氣，大致內容是說他與我只存在濃厚的好感。而他真正愛的，是一個畫畫的女孩。他為自己那天的行為道了歉。
所有的溫暖、閒適，一下全消失了。我覺得什麼東西戲弄了我。我無法確定，被戲弄的感覺是不是被“好感”這個詞刺激出來的。我飲完最後一口黑咖啡時，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覺總算給命名了。如此將就、蹩腳的命名。
我已記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兒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麼。我只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在不斷地熨燙衣服。躲藏在熨衣服這樁事後面，我可以好好發呆。或許，可以頂放肆地胡思亂想。
面對著四十多年前與我母親不辭而別的劉先生，我盡情地跑神。這個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斷腸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層層開啟他情感的木乃伊，讓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講述，每講幾分鐘便進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後他會說：菁妹，麻煩你給我一杯梧桐樹。我便去為他端一杯礦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會超過三次誤差，就猜中他真實的意圖。他有時會懷疑我是否在聽他講話，他便拉拉我的手，說，我剛才說了什麼？
我便回答他剛才說了什麼什麼。
他便知足地笑起來。我的獨立思考越來越不影響我跟別人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對白。這一點大概要歸功FBI。也或許歸功我從小的成長環境。口是心非讓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我不誠實，那也只好隨他們的便。對於我口頭一套，心裡一套這個性格特色，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我不是存心的。當劉先生講著他三十歲的獨白，他也一點兒不認為他的那一重真實和現實的這一重真實有什麼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觀矛盾。於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說各的。
我對華盛頓最後傍晚的記憶，始終鮮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創面。我記得勞拉典雅的香水氣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樣好。我直到現在一回想那個晚上，記憶便是嗅覺的。安德烈、我、勞拉，坐在一個吵鬧至極的爵士吧裡，聽著六人組成的爵士樂。六個人都像里昂一樣，陰沉沉地、文雅地憤怒。六個里昂各顧各地宣洩，他們的和諧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個蒼白慘淡的里昂，扭曲著、微妙地痛苦著，在原地流浪。我呼吸著勞拉和安德烈，聽著滿空間誰和誰也不搭茬的大聲交談，從中剔出六個里昂的旋律——那中間的自由。那樣一大筆自由，誰的一生能開銷得了？……
隨著酒意的上漲，我不再聽見人們自認為是對白的獨白。我只能聽見臺上六隻孤狼的悽婉歌唱。他們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們的伴兒。看著六隻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獨是不可能偽仿的。不論他們的音樂優或劣，他們的孤獨是貨真價實、一流的。
我發現安德烈走開了。去洗手間或電話亭。勞拉湊到我耳邊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聽出來，她在告訴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麼地方，躲起來流淚。
我說：流什麼淚？
勞拉說：音樂和酒讓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覺得這音樂裡充滿了“失去”？
勞拉的才華是總結許多太難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