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東西。她的總結又總是很令人開竅。
我對她的總結鄭重地點點頭。
勞拉又說：……他是個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誰？
安德烈。勞拉端著酒杯，裡面的冰塊在她輕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種顏色。安德烈只有一兩天的萎頓——在那樣巨大的失去後。他那麼愛他的工作。儘管我嘲笑他的熱愛。他向上司辭了職之後，把自己關在家一天，然後連夜開車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點兒發作。等我再見到他，他已經恢復常態，談笑風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復了常態。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辭了職？！
你不知道？！
我盯著勞拉的暗紅唇膏。
他為了不讓FBI對你測謊，當即寫了辭職狀。他把國務院的出入證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證鉸成了四瓣，和他的辭職狀一塊兒交給了他的上司。這件事鬧得很大，國務院內部刊物全都報道了！還有兩位國會議員出來，說是要為安德烈的案子給國會寫信。
我想那個謎終於揭曉了：安德烈冷靜地捏動剪子，將自己的輝煌生涯鉸成碎片。他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將所有檔案、文具，包括他擱在寫字檯上的我的照片，貼在牆上的我的詩作，以及我給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節卡片，一古腦倒進一隻黑色塑膠垃圾袋。然後他向辦公室另外兩個同事說了一聲：今天得早點兒走，去看牙醫。藉助美國大眾對於看牙醫的毫不質疑，他平平淡淡地離去了。他將那個盛著他辭職書和碎裂的身份證的大信封交給了收發員，說：請立刻給頭兒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國務院雄偉的大樓，回過頭。他想，那年我二十四歲，走進這裡，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國家聯想到了一起。等他回過頭，背向那宏大的陰影走去時，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裡。他手裡拎著一個黑色垃圾袋。華盛頓所有的流浪漢都有這樣一個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點半，美國失去了一個優秀的三十五歲的外交官。他走著走著，心裡說：原來失業是這個滋味——沒有胃口吃午飯，也沒有胃口吃晚飯，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區別。
他每天還是照常上班啊！我瞪著勞拉說。
他從芝加哥回來，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一頁紙的翻譯費才十來塊錢。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時……我以為他去芝加哥，是專門告訴你他辭職的訊息。
我想他在同里昂辯爭時，打消了向我索取安慰的念頭。他想和里昂這類男人區別得更顯著些。他決定把他對一個女人的愛變得更啞然、更寬大、更質感——去幹一件他憎惡的營生，去為她倒好水準備好維他命。安德烈想到我沒有聖誕禮物和生日蛋糕的童年；我那六歲便草草結束的童年；我那六歲便開始把真當謊，把謊當真，抑或對真與謊態度馬虎的童年，便感到他的失去算不了什麼。他在三天前的傍晚趕到機場，把我一把抱入懷中時，感到他伏下他偉岸的身軀，捧起河流載來的孩子。他把這孩子從竹筐裡捧出，心想他所有的失去換來的營救是多麼值當。他每天天不亮便起身，吻別這個安睡的孩子，去投入十二個小時的枯燥勞動，因為救這條小命是他與他自己的長久契約。安德烈從來不去毀任何契約。
勞拉說：剛才那個曲子叫“我的黑頭髮戀人”。我估計他給觸動了。這個傢伙原來也有不漢子的一面。她笑了笑，為安德烈的高尚陶醉。
我想我或許是卑劣的。我或許對安德烈背叛得相當嚴重。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第48節
安德烈回到座位上，臉上毫無傷感的殘痕。他對我有所失望，有一點兒悟到他的捨命陪君子風險很大，因為他陪的這位很可能不是君子。但他想開了，他的營救包括容忍被營救者的劣習，以至最終糾正這些劣習。
我說我也去去就來，同時馬虎地指一下洗手間方向。
這時是場間休息。臺上的六個樂手到臺下來了，飲著什麼。我在走廊上碰到六個樂手中的一個。他也是長長一根馬尾辮，抽大麻或白麵，臉色與里昂接近。我上前同他搭訕。他兩腿是美國大兵式的稍息，雙臂交叉抱在胸前。姿態不是鬆懈的，但他的態度使他這副身姿十分懈怠。里昂卻是把全副生命力都凝聚起來，擰成他挺秀的脊椎。與里昂的專注相比，他是渙散的。總之，他的外表與里昂正相反，但我卻感到里昂透過他淡灰的眼睛打量著我。我的一隻腳提起，腳掌抵著腳，兩手鬆松的，手心也貼著牆。我們倆像站立地躺著，如同在海灘上無任何防禦地閒搭上的伴兒。他和里昂什麼都不同，除了他們的實質，就是那種“梭羅式自由”（梭羅即HenryDavid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