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語焉不詳或謬誤百出。面對如此困境，青年學者榮宏君知難而上，從田野調查入手，以翔實的文獻為基礎，伏案數年，曲察旁徵，終有斬獲，不但釐清了這一歷史課題的來龍去脈，還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而且，全書文字疏簡清秀，翔實流暢，可謂亦史亦論的一部優秀著作。
為了能揭開徐劉之爭的真相，宏君在資料上做了很多細緻艱苦的準備工作。他收集了不少當事人的信札原件，這些信札包括徐悲鴻先生給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信，其中直接談到了對劉海粟的看法。而劉海粟先生的一些信札則也談到他對徐悲鴻的觀點，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信件也涉及徐劉之爭的內容。對這些信件梳耙整理，辨偽存真，榮宏君花了大量心血，表現出一位青年學者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此外，榮宏君還對親歷徐劉之爭而今健在的老藝術家和學者進行了訪談，其言論雖帶有較強的個人觀點，但仍有歷史文獻價值。事實上，宏君數年來堅持田野調查，蒐集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做法，對近現代美術史研究是具有啟示性價值的。缺乏第一手文獻資料而流於空泛之論，一直是近現代美術研究難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因而，像土撥鼠一樣的勞作，是每一位學者必備之功課，否則，難有大的作為。
在歷史觀方面，宏君懸鵠甚高，雖年輕卻有老到的見解。他認為，儘量還原歷史的真實應是藝術史學的終極目標。這一觀點，可以說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以文獻為基礎，直逼歷史之真實，是全書最動人之處。在歷史人物評價方面，宏君堅持以政治、道德和藝術三位一體的標準為基礎，更為注重藝術本體的評價。在中國藝術史上，政治、道德和藝術評價相左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比如宋代四大書家“蘇黃米蔡”中的“蔡”最早是指蔡京的，但因其是奸臣，故而被蔡襄所替代；元初大家趙孟身為宋朝宗室，卻受到元代統治者的招安，入朝為官，在政治和品格上就是有爭議的，所以就有人認為趙氏的書法如同其人品一樣“媚澀軟俗”；再如明代大家董其昌，無論繪畫、書法還是畫論都有很高的造詣，但卻是有名的土豪劣紳，所以也有後人對董氏的書畫成就頗多異議。近代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蔣兆和的《流民圖》創作資費是由日偽政府提供的，劉海粟結婚時有重要的日偽官員前來祝賀，等等。那麼如何評價這樣的繪畫大家及其藝術成就？如果把他們的藝術成就與其品德完全畫上等號，那麼藝術史就將出現空洞和缺環。因而，在藝術史的寫作中，還應注意藝術史的獨特品格及獨有的標準。事實上，翻閱古今藝術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現象，無論一幅作品緣於何種政治或道德動機，它最終載入歷史，還是因為其本身藝術的優秀。
宏君是一位年輕的畫家，在繪畫創作上已有相當的實績；同時，宏君於美術史研究、文物、書畫鑑定亦有自己的心得。在創作和研究之餘，又以極大的熱情和責任感投入到此書的寫作中，旰衣宵食，嘔心瀝血，終成正果。
作為榮宏君的導師，平日和他交流最多的是書畫收藏、鑑定和美術史研究，對此書的寫作，並未發表意見，及至宏君將一部厚厚的書稿放在我面前，我才感受到了一種意外之喜。祝賀之餘，藉此序談談自己的看法，算是和宏君交流吧。
謹為序。
緣起
我在繪畫之餘，尤喜書札的收藏，特別是師從著名學者史樹青先生後，逐步瞭解到古代書法佳構大多以書札的形式流傳下來。史先生時時告誡，書札不單具有極高的藝術性，往往還記載著一段特殊的歷史，而且透過對書札的收藏和研習，可以提高一個藝術家的全面修為。先生的叮囑使我將讀書繪畫之餘的時間都用在研藏名家信札上，就這樣日積月累，積腋成裘，我手中著名藝術家的書札手跡漸成規模。記得2003年，經畫家任繼民先生推介，中央電視臺的《藝術品投資》欄目以《榮宏君的信札情》為題，對我的繪畫和收藏做了專題報道，節目播出後，陸續有收藏愛好者來電來訪，或是要求鑑定書畫，或是轉讓手中的藏品。
就是這樣的機緣下，我購藏了一些近現代藝術家致文化部前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周揚先生的信函，其中藝術大師徐悲鴻的兩封信札尤其引人注目。
現將兩封信內容抄錄如下：
（其一）
周揚先生：
白石翁為答謝做壽，特贈先生畫一幅，囑為轉致，茲遣人送上，請查收。
前幾日，我為抗議漢奸劉海粟出任華東美專校長，曾與先生面談，並至長函備忘（又附覽劉國畫兩冊）。今覺意猶有未盡，再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