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斯大林對華的錯誤政策，認為蘇聯共產黨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②
幾天以後，毛澤東又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此次會議對蘇聯的批評更加強烈。與會者指出了蘇聯錯誤的農業和工業政策。中國外交官譴責了蘇聯對亞非人民的沙文主義和傲慢態度。毛澤東提出了他與斯大林的問題，並認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政策的批評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毛澤東說，每個國家都不能盲目跟從蘇聯的發展模式，而應該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政策。①
蘇共二十大將斯大林的錯誤公之於眾，隨後匈牙利革命爆發。這些事件促使毛澤東去努力尋找一條與蘇聯不同的發展途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同時發展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嘗試。赫魯曉夫公開向美國參議員胡伯特？漢弗萊表達了對中國國內經濟政策變化的批評，從而引起了中國的不滿。因此，1955年夏，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一位美國編輯表示，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裂痕正在加深，並且美國在這場論戰中將會站在蘇聯領導人一邊。②
為了離間中蘇兩國，牢記上述言論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向赫魯曉夫發出邀請，擬於1959年9月26~27日在戴維營召開一次歷史性會議。為了取悅美國人，蘇共中央委員會通知中國，蘇聯將停止與中國的核合作。在蘇聯領導人到達之前，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顧問亨利？*告訴這位總統，赫魯曉夫“非常希望討論中國問題，因為他擔心中國人”。①
中蘇爭端（3）
赫魯曉夫在戴維營會議上有意避而不談中國，但在會議結束之時，卻主動提出了中國問題。赫魯曉夫向艾森豪威爾保證，關於被監禁在中國的美國人的問題，他將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在戴維營會議結束兩天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週年，赫魯曉夫及其隨行人員於1959年9月30日抵達北京。在慶祝宴會上，赫魯曉夫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講，抨擊中國的臺灣政策。他指責“中國就像公雞渴望鬥架一樣，十分希望戰爭”。赫魯曉夫還將中蘇關係的惡化完全歸咎於中國。最令中國領導人惱怒的是，針對臺灣問題，赫魯曉夫提出了*的解決辦法。在接下來的會晤中，中國領導人逐一反駁了赫魯曉夫的觀點。赫魯曉夫十分惱火，在氣憤中離開了中國。①②
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國的分歧不斷擴大。美國政府對這一點看得非常清楚。中國堅持認為，赫魯曉夫對美國採取的“緩和”戰略將會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全世界的革命運動。在6月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中蘇之間的爭論達到了頂峰。當中國挑戰蘇聯作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時，赫魯曉夫藉機譴責中國的觀點是“武斷而具有煽動性的”。④
在報復中國的過程中，赫魯曉夫下令終止同中國的一切協議。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將全部工廠藍圖帶回國內，留下了僅僅完成一半的工業專案。然而，中國領導人拒絕做出讓步，甚至在赫魯曉夫下臺以後，所謂的“中蘇爭端”和中蘇關係的惡化狀態還在持續。①
在經過長期的戰爭後，中國的確從蘇聯的經濟援助中獲益匪淺。但是，中國“也發現了蘇聯的吝嗇與自私。莫斯科要求北京補償它在朝鮮戰爭中提供的援助；相反，北京給北朝鮮的援助卻是無償的。許多直接接觸蘇聯人的中國人都記得他們的傲慢態度”。①赫魯曉夫是蘇聯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典型代表，十分輕視中國人。赫魯曉夫在他的*中“鄙視中國和亞洲的發展道路，並懷疑他狡猾的中國同志們”。①
在西方，“中蘇爭端”被視為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鬥爭，而毛澤東則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鐵桿的斯大林主義派的代表。然而，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傑克？格雷認為，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反對者。格雷研究中國問題的時間比其他任何英國學者都長。在格雷看來，毛澤東認為斯大林的農業政策是一個使農民日益貧困的制度，是“竭澤而漁”。②
斯大林時期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因為斯大林聲稱社會主義社會禁止發生衝突。而毛澤東是群眾運動的主導者，“一直堅信唯有鬥爭才能創造進步”。在毛澤東看來，斯大林一味強調國家利益，忽視了集體和個人的利益，而蘇聯建立的軍工聯合體就是證明。此外，斯大林還“不懂得如何使短期利益為長期利益服務”。②
“中蘇爭端”始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隨後其強度與範圍逐漸增加，最終捲入了中蘇兩黨和兩國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大躍進、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古巴導彈危機和中印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