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好；月平均收入三十元是富裕的家庭；手錶遠不是人人都有，時髦的標誌是擁有一輛上海生產的“永久—13型”腳踏車；使我們這些醉心體育運動的男孩子更加醉心的是一雙同樣上海出品的回力牌白色球鞋，索價十元。我是在這一年夏天才頭一次得到這樣一雙球鞋，是母親祝賀我考上四中的禮物。等到它漸漸舊了，我就用白粉把它重新塗白，因為我知道，一斤麵粉市價一角八分的當時，不是每個孩子都可以得到這樣一雙鞋的，中國的農人們從國家手中收到蕃茄的一分錢和麵粉的一角八分錢時（當然不這麼簡單），大約是不會很高興的。成熟一隻蕃茄也意味著至少四個月的勞作。因此大概可以算出農人們的收入情況。但是，這不是最壞的情況。
不僅因為年齡，我不是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大饑荒的合格回憶者。在飢餓突然露面時（其實它一直跟在背後），城市居民中的重體力勞動者的月糧食定量降低到十四公斤。而孩子們，只有六到九公斤。我記得我曾在市場附近尋找菜根和菜葉，切碎了用紅薯麵包成菜糰子，用雙手捧著吃，以防它散開。在學校大群的孩子中間，有些渴望在課間休息時，得到五粒黃豆，很香地炒熟了，握在掌心，握出汗來，才鹹鹹地一粒粒吃掉，腿上卻依然浮腫著。我們對童話像對鞭炮一樣又愛又怕，因為童話中總是提到糖果。偶然可以吃到麵條時，哪怕在同一家庭中也須用小秤將麵粉一份份事先秤過，再為每個人單獨製作。在大型食品店裡被輕易捉住的賊是一具腹部滾圓的屍體。北京各機關派出卡車和槍手，追趕內蒙古草原上的黃羊，把被飢餓打死的黃羊肉血淋淋地分給許多家庭。根據我的經驗，這種肉食並不好吃，但在當時，很好吃，非常好吃。
我們到底生活在首都，到底偶爾還能吃到黃羊肉。我的一位在美國居住了十二年的朋友回憶當年的情景：她當時躺在河南省的一個村莊裡，兩眼望著懸在房樑上的一隻籃子，裡面的幾個幹饃是一家最後的食物。她後來偶然活了，在父母把她接到北京之後。此後許久，只要聽到炊具的碰撞聲，她就開始感動地啼哭。就在這個河南省，為了交夠指標規定的商品糧，武裝民兵用小掃帚掃淨了農民倉底的糧食，又設定了封鎖線，禁止農民外出乞食。農民們先是吃淨了樹皮、草根，甚至一種泥土，然後就在道路、田野和村莊中成群地死去。後來對這件事很少提及，提及時使用的詞彙是“非正常死亡”。在不多的幾年裡，死於此種非正常的人數以千萬計。但我們什麼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不告訴我們。為什麼？沒有說。該誰負責？也沒有說。只知道：我們遇到了自然災害。還有，蘇聯人的背信棄義。
《我的青春回憶錄》第一章 天國（3）
自斯大林死後就開始了的中、蘇意識形態之戰，惡化了國家關係。一九五九年，蘇聯開始撤退專家，停止了一切援建專案。中國則以農產品開始償還朝鮮戰爭借款。據說，這就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事實是，饑荒部分是人為原因造成的。而同蘇聯的衝突，彷彿一個舉著雨傘在陽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樣，偶然遇到一場暴雨，不僅可以避開晴日帶傘的猜疑，且可以為自身的融化找到根據了。這是一場及時雨。一九五八年全國性的“大躍進”才是六十年代初期大饑荒的起因。
但是，人民卻甚少怨言。原因中分量很小的是他們不瞭解內情，更多的是他們對這個制度還有信心。因為饑荒是農業國家的常規事件，僅在中國近代史上，災變已經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了。不但如此，他們欣賞毛澤東同蘇聯人的鬥爭。維護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重擔，由數千年維護“華夏正統”的民族來擔當，表面上不通，實際上合乎邏輯。古遠的帝國舊夢和尚未古遠的百年外患所造成的悲哀和仇恨作用，一時間確實產生了毛澤東所說的“精神變物質”的強大力量。他們相信在閉關鎖國的條件下，可以依靠精神力量，“在一張白紙上畫下最新最美的圖畫”。受到傷害的民族自卑感，以自尊的方式被激勵起來了。
自一九五九年起，由一名在戰爭中被日軍打斷了一條胳膊的將軍指揮，從中國各地彙集來的人群，在東北烈風勁吹的雪原上，建設起一座巨大的油田。他們住在土坯壘成的泥屋中，吃著有限的粗糙食物，依靠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方式，人海式的勞力投入，理想與紀律，在刻意不宣的歲月中默默奮鬥。一位名叫王進喜的工人，曾在嚴冬季節跳進深可及胸的泥漿池中用身體攪拌開鑽所必需的泥漿，並使他的鑽井隊保持年鑽井世界紀錄多年，而被稱為“鐵人”。他在北國寒風中高唱：“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滿載原油的列車終於從原來無名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