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昇的“遺民思想”很強烈，對南明時期那些閨秀名士的事蹟很熟悉，《紅樓夢》創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寫進一些耳聞目睹的當時故事，這是小說創作的通則，不足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陳子龍，與洪家親友關係密切，《紅樓夢》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陳子龍與名妓柳如是的愛情故事。陳柳曾在“小紅樓”同居，後來無奈分手。“紅樓夢”一詞，就出自陳子龍的詩。陳子龍號“無瑕詞客”，書中就說他是“美玉無瑕”。柳如是與陳子龍痛苦分手後，嫁給了老名士錢謙益，這正是《紅樓夢》中“金玉良緣”的出處。柳如是號“河東君”，書中的寶釵姓薛，薛與柳均為河東望族，寶釵稱“蘅蕪君”，亦可稱“河東君”。錢柳結合後居住在“絳雲樓”，書中就讓寶玉居住的地方叫“絳雲軒”。
《紅樓夢》中的“甄賈寶玉”借用的是南明時期的“真假太子”；所謂“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馬史王錢”四個權臣；所謂“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監國”，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正是顯示《春秋》所說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紅樓夢》中姐妹們的好多詩詞，都是套用的南明時期名士名妓的詩詞，黛玉的《題帕三絕》，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訣別口占》，寶玉、黛玉、湘雲的詠菊詩，從題目到內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闢疆、董小宛和楊龍友之間唱和的《詠菊詩》。
《紅樓夢》五個題名者及其文化淵源（6）
筆者懷疑，洪創作《紅樓夢》的過程，曾經歷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康熙初期洪昇逃出家庭前，這時由於受家庭和師友的影響，民族主義情緒濃烈，生活又很優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歡離合的故事來寫《紅樓夢》的，書中所說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殘餘政權，書中描寫的“金陵十二釵”，當然是以“秦淮八豔”等名妓為原型的。這一時期的《紅樓夢》，當然是寫妓女的小說。袁枚、明義所見到並題詠的那本《紅樓夢》，就明確說“其中某校書猶豔”，應該就是前期的《紅樓夢》。紅學界說袁枚“此老慣會欺人”，說明義沒有讀懂《紅樓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厚誣古人之嫌。
後一時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昇遭遇人生重大打擊之後，盤山逃禪，舉家南返，見到家園殘破，姐妹夭亡，悲從中來，以自己和姐妹們的人生悲劇為基本素材，重新創作《紅樓夢》。凡是熟讀《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該書有兩套神話系統，一個是絳珠神瑛還淚的故事，一個是頑石造凡歷劫自述的故事。前一個神話系統，與洪昇的代表作《長生殿》的神話系統基本相同，似乎應是早期《紅樓夢》的遺存。後一個神話系統，則是在“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奈何”心情下創作的神話架構，這正是洪昇經歷了一系列“家難”之後心情的必然流露。
《紅樓夢》中揭示姐妹們命運的“判詞”與“曲子”，好多難以理解，好多與姐妹們的命運並不符合。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應該也在於《紅樓夢》前後兩個時期的創作內容之不同，“判詞”與“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們的原型變了，所以變得不可理解或與命運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兩個寶玉”，“絳洞花王” 、“瀟湘妃子”的諢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遺存。
第二節 五個來源與晚明文化氣脈
徐晉如教授在《〈紅樓夢〉只是一個俗豔的女子》文中說，《紅樓夢》是“晚明文化氣脈”的產物，不過是對抗理學桎梏的“淫”風中的一個“俗豔女子”而已。晚明社會的文化氣脈“金粉浮華而內裡虛弱，極度放縱卻又道貌岸然，滿口色空理論卻又滿足於平庸的幸福，抱怨理學僵窒卻又窒息人的生機，這是個極度女性化的時代，她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盡哀怨和病態依戀荒謬地和平共處。”
《紅樓夢》並不是晚明的作品。按紅學界的通常定論，《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創作時間是乾隆中期的十年間，似乎與晚明的文化氣脈不搭界。其實，不搭界的不是《紅樓夢》的“晚明文化氣脈”，而是所謂的作者曹雪芹。乾隆以降，在清代形成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晚明的“乾嘉學風”，其代表人物和學風特點，明顯是另起爐灶，並未繼承晚明的文化氣脈。如以紀昀、戴震、惠棟為代表的考據學派，以袁枚為代表的性靈學派，以鄭燮為代表的狂放學派，以吳敬梓為代表的諷刺學派，似乎都不是晚明文化氣脈餘風薰陶出來的。而康熙中葉以前，文壇流行的確實是晚明文化氣脈。
實際上，晚明文化氣脈，並非狹義的晚明，在清初又延續了近八十年，順康兩朝，文壇風氣與晚明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