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坊間產生了大量的性愛小說和春宮圖”，僅以數量來說，產生於清初的大概要多於明末。不止小說界如此，戲劇界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臨川四夢”的影響下，明末文化氣脈“產生了以水磨腔為特徵的崑曲”。在清初湧現出了更多的“寫夢寫幻”、“言情宣淫”的傳奇與雜劇，如《長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機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對開明，形成了一個文壇百家氾濫的局面。特別是從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對寬鬆，使晚明文化氣脈得以延續和發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趨嚴厲，文字獄幾乎年年發生，文風也因之大變，完全不具備產生《紅樓夢》的適宜土壤和氣候，只能產生出《閱微草堂筆記》、《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類的作品，戲劇界屬於“雅部”的崑曲也漸漸衰落了，為民間喜聞樂道的“花部”漸漸大行其道，“徽班進京”後，由“花部”演變而來的京劇終於取代崑曲佔據了統治地位。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曹雪芹成年後的生活時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繼承發展晚明文化氣脈，換言之，他寫不出《紅樓夢》，就像今天的年輕作家寫不出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樣，《紅樓夢》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創，那麼，惟一的可能就是《紅樓夢》是康熙前中期的作品。康熙朝計程車大夫和朝野文人，在聲色犬馬方面不輸晚明，“典型淫聲”崑曲的濫觴，也比晚明有過之而無不及，寫“意淫”即“極端自戀癖外化”境界的小說也觸目皆是。《紅樓夢》表現的生活場景，應是晚明文化氣脈延續至康熙朝的，達到登峰造極程度的，“在慾望的放縱中沉淪”的貴族生活盛極而衰的歷史畫卷。
《紅樓夢》五個題名者及其文化淵源（7）
“晚明文化氣脈”的典型代表，要屬《紅樓夢》中建造大觀園的“老明公山子野”了。這個人在書中並未正式露面，但卻十分重要，因為《紅樓夢》中最主要的生活舞臺大觀園，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規劃建設的，大觀園之美，證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園手段之高，凡是讀過《紅樓夢》的人，似乎都對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觀園造的好以外，似乎與這個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關係。首先，《紅樓夢》書中稱呼他為“老明公”就有點怪，按照古典漢語習慣，“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會聲望高的人，按照這個習慣，《紅樓夢》中把山子野應該寫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難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還會寫別字麼？似乎不應該，那麼，故意把“老名公”寫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這個“老明公”不僅稱呼奇怪，姓名也大成問題。中國百家姓中有“山”姓，雖然冷僻一些，但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個“山子野”似乎並不姓“山”，紅學研究中，好多著名紅學家都認為，“山”並不是他的姓氏，“山子”二字是一個詞，表示他善於疊造園林中的假山，“野”也許是他的姓，就是“一個姓野的善於修造園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當年監造北京故宮的人，就稱作“樣子雷”。
但這樣解釋問題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國是否有“野”姓大成問題，日本人倒是有姓什麼“河野”、“星野”的，也許筆者孤陋寡聞，迄今沒發現中國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個姓“野”的造園工匠，也談不上“名公”。在中國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一個造園的工匠，怎麼有名氣也輪不到“名公”的稱謂，就是那個造北京故宮的“樣子雷”，也不具備“名公”的資格！
紅學界一般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爺曹璽和爺爺曹寅，都曾任江寧織造。織造府有個西花園，有人認為就是《紅樓夢》大觀園的原型。問題又來了，江寧、蘇州、杭州三大織造府，是明朝設定的，清朝不過是承襲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聞新造什麼花園，根本用不著請“山子野”來對園子“規劃制度”啊？再說，曹家在江南時，曹雪芹尚穿著“開襠褲”，對這個園子以及園子的製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證不是紅學研究中的什麼大問題，但也確實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死結。紅學界的專家們有一個最省力氣的投機取巧的絕妙方法，就是一旦什麼問題說不清，就統統歸結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對“山子野”這個死結，也只好如此。小說創作允許杜撰，但杜撰也要有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連這個道理也說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