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過渡到後者的中間環節，魏晉南北朝美學思想的特徵是什麼呢？
我認為，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文學的自覺”。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
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①
第一章 時代驕子（2）
很顯然，所謂“文學的自覺”，首先體現在作為一種美學原則，“為藝術而藝術”否定、取代了“為政教而藝術”的傳統觀念。前已說過，發祥於孔子、完成於《禮記·樂記》和《毛詩序》的儒家倫理美學，一般都把藝術和審美僅僅看作是政教、倫理的手段和工具，以“揚善懲惡”、“美刺比興”、“助人倫成教化”作為藝術的主要社會功能。如果說，它作為人類早期社會的一種思想，在其合理性中已帶有片面性和危害性的話，那麼，在儒家思想定於一尊的兩漢，這種片面強調藝術階級屬性和教育功能的狹隘教條和功利框架，就勢必因對藝術的束縛、損害、破壞而走向它的終結。作為它的對立面，“為藝術而藝術”強調的是文學藝術的獨立地位。文學與經學分家，藝術與政教脫離，從而一改過去那種附庸地位而成為獨立的意識形態。儘管理論家們在談到文學的作用時，還免不了要說上幾句“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②，或者“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③之類冠冕堂皇的套話，但在文學家們心中，文學實在已不必再為政教服務，或者不必那麼直接地去服務，也不必把男女情愛之作也都扯到“后妃之德”上去。至少在題材的選擇和文章的立意方面，作家們在思想上已獲得了相當程度的創作自由。《文心雕龍·明詩》篇論及建安詩歌時說：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這裡有多少是為政教服務的？毫無疑問，建安詩人確實寫了不少反映“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現實的作品，但那決不是“為政教服務”的美學思想的產物，恰恰是文學獨立的結果。所以這些發自肺腑的哀怨之聲就比那些鋪陳排比、歌功頌德的皇皇大賦更有美學價值。至於仙風道骨如玄言詩，爭奇鬥豔如山水詩等等，與政治教化就相去更遠了。於是，到南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編纂《文選》時，一個是“以能文為本”還是“以立意為宗”的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準則就提出來了。如果說在曹丕（187—226）那裡，“文章”一詞的內容還相當寬泛，還包括有非文學的成分的話；那麼，在蕭統這裡，這一點似乎已不再含糊。這與其說是曹丕與蕭統的區別，毋寧說是肇始於建安的新的美學思想經過幾代人努力而走向的成熟。
當蕭統把“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一言以蔽之曰，把“以能文為本”①的作品從大量的文化遺產中甄別出來，編成一集時，這位太子也許沒有想到，他無意中為一個時代的美學思想作了總結。因為當文學與藝術剛剛獨立的時候，它的自覺不但要表現為與政教的脫離，而且要具體地表現為形式的自覺。不經歷一個對形式美的刻意追求階段，文學的真正獨立和繁榮就實際上並不可能。毫無疑問，作為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孔、孟、老、莊等人，他們的著作也是文采斐然的。孔子明確說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①；老子雖以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②，然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情采》）③。不過這種對形式的注重與上述形式的自覺卻有著質的不同。前者只是把辭章和文飾當作使“言”能夠“行遠”的手段，而“言”又是表“意”的媒介，所以“文”就只是手段的手段，它服務於明確的實用目的；而後者卻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本身當作了目的，即不僅僅要善於傳情表意，而且形式本身要有“滋味”，也就是要能給人以美感。鍾嶸（約468—518）《詩品序》談到五言詩之所以取代四言詩成為文學主流時就曾指出：“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很顯然，“行遠”的觀念轉變為“滋味”的觀念，也就是實用的理論轉變為審美的理論。如果把蕭統的觀點和鍾嶸的觀點綜合起來考察，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這個時期的文學觀，即：文學應該“以能文為本”，而“文”是一種有“滋味”的審美形式。如果說得再明白一點，那就是：文學是以審美形式為特質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一章 時代驕子（3）
文學觀從實用理論向審美理論的轉變，極大地促進了創作的繁榮。從建安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