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一代又一代地產生著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內的作家群。《文心雕龍·時序》篇說：“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鍾嶸《詩品序》也指出：“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為什麼“必甘心而馳騖”？曹丕的回答是：“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①很顯然，這裡有著傳統觀念的影響，即《左傳》所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言”之所以能夠“不朽”，在《左傳》的時代，應該說主要是因其所傳之“意”的緣故，因為那時不朽的主要是聖賢之言；然而在曹丕看來，文學家的“言”也在“不朽”之列，但其所以不朽者，應該說主要是因其“文”了。所以，不僅是“經”、是“子”、是“史”，而且詩賦之作也能“不朽”。曹植僅僅是因其文學上的成就，就獲得了“譬人倫之有周孔”②的崇高聲譽，這不能不說是“文學的自覺”的結果。
很顯然，只有把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精神產品看作是人生價值的真正標誌，才會這樣自覺地刻意為文、作文寄心；也只有把審美看作藝術的主要特質，才會對形式美進行不懈的探求。一個完全符合邏輯的歷史事實是：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藝史上極富創造精神的藝術開拓期。你看那孕育著律絕形式的五言詩章，你看那邁開了前進步武的七言古體，你看那類似詩歌的抒情小賦，你看那已具雛型的筆記小說，你看那齊整絢麗的駢文，你看那可視為遊記體文學的散文，……這裡還不包括剛剛成為獨立藝術門類的書法等等。這些嶄露頭角的新文學樣式，雖然遠不及後代那樣成熟、完美，卻已競相顯示出自己的美學魅力而足以使人耳目一新，並且充分顯示出這一時期文學家在藝術形式方面的創新精神和開拓精神。從周代民歌開始，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和戲劇，幾乎每個時期都有自己主宗一代文壇、可以引為驕傲的文學樣式，而這裡卻只有一排剛剛冒尖的新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文藝理論極為敏感地顯示了時代的特徵。同樣符合邏輯的歷史事實是，魏晉南北朝也是中國美學史上極富創造精神的理論開拓期。詩歌、散文、書法、繪畫的創作和欣賞，成了學術研究的物件；藝術規律和審美形式的探求，成了文人們的熱門話題。從文體的辨析到文筆的區分，從才學的主次到華實的關係，——各種問題不斷提出；從“氣有清濁”到“聲無哀樂”，從繪畫六法到十二筆意，——各種學說不斷建樹；從文學構思到藝術鑑賞，從作家品評到流派考辨，——各種領域不斷開拓；而“氣”、“韻”、“風”、“骨”、“情”、“採”、“體”、“勢”、“神思”、“滋味”等中國美學特有的範疇、概念也都紛紛提出。至於文人集團的出現，文論專著的寫作，文學專集的編纂，更是前所未有。總之，問題提出很多，範圍涉及甚廣，雖然前後流派紛陳，諸家學說不一，但共同的傾向，卻是“文學的自覺”。
第一章 時代驕子（4）
“文學的自覺”表現為創作的繁榮和批評的繁榮。正是在這個歷史條件下，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審美理論才產生出來。因為只有在這樣一個藝術開拓期和理論開拓期，才有那麼多問題值得研究，才有那麼多物件可供研究，而且這種研究才不會再和對社會政治倫理的研究混在一起，也才能在具有相當寬度、廣度、深度的背景下，產生《文心雕龍》這樣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龍》作為中國古代唯一一部自成體系的文論專著誕生在這個時期，與其說是因為劉勰（約465—約532）這個天才人物的偶然出現，毋寧說正好反映了歷史的必然。
二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這個探索最力、建樹頗多的藝術開拓期和理論開拓期，卻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局勢最混亂、社會最痛苦的時代。藝術與政治、經濟發展的這種明顯的不平衡，常使人懷疑這種繁榮的真正原因。為此，似有必要簡單地回顧一下歷史的行程。
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大動盪之後，新興的地主階級終於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專制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①！“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②。處於上升階段的新興地主階級是何等地充滿自信！事實上，百代皆沿秦制度，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