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文化裡，能夠做到這一切甚至更多的話，就構成了智力的基本定義。在後面的兩章中，我想告訴大家，18世紀和19世紀的美國也許是有史以來最以鉛字為中心的文化。在更後面的章節裡，我想證明，在20世紀我們對於真理的看法和對智力的定義隨著新舊媒介的更替發生了很大變化。
但是，我不想過於簡單地看待這個變化。這裡，我想用三點來作個總結，並以此答覆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提出的相反觀點。
第一點是，我從來沒有說過，媒介的變化帶來了人們思想結構或認知能力的變化。確實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或類似的觀點（例如傑羅姆·布魯納、傑克·古迪、沃爾特·翁格、馬歇爾·麥克盧漢、朱利安·傑恩斯和艾瑞克·哈烏洛克1）。我很願意認為他們是對的，但我的觀點不需要我這樣做。所以，我不想證明這樣的可能性，即根據皮亞傑的理論，只有口頭語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書面文字的人，而“電視文化”裡的人比前兩者都表現得智力低下。我的觀點僅僅是說：一種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