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只領到300美元的經費。以後若不是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給我10000美金，我屁也幹不成。和平環境中的人總以愛好和平自詡，可托洛茨基曾言：“也許，你對戰爭毫無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卻興趣甚濃。”列寧稱托洛茨基是唯一一位能在三個月內建立一支紅軍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華社的托洛茨基。
幾年中，攝影部新聞中心在總編室指揮下，打了數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於該中心未列入新華社幹部序列不得不雞鳴狗盜。副社長郭超人給我裝備了無線電話，我是全中國最早使用BP機、大哥大的新聞記者，北京地區的重大突發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務副局長劉鎮山在六國飯店火場說：“一見唐老鴨，非有大麻煩不可。”我估計和我共同奮鬥的幾位老總，會放開手讓我往前打，“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2。 上下同欲（4）
說到此，容我先介紹一下快速反應理論。那是1987年，攝影部主任號召“一人一文”，我寫《對我們現有攝影裝備的看法》得了獎；1988年我又寫了一篇《建立新華社新聞閃擊隊》，不料再次得獎，並得到社長、副社長們多次召見。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時候使用賓士汽車，“司機可以到你家裡去接你”。其實，“閃擊思想”全部來源於一幫職業軍人，我只不過將其移植到新聞採訪上。
20世紀初，杜黑的“空中制勝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隨著飛機等運載工具的發明而誕生。拿破崙的“巨炮理論”、馬木留克的“騎兵突進”已成歷史。英國劍橋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國聖西爾軍校的戴高樂、美國西點軍校的巴頓和當時正在哈佛留學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種全新的軍事學說。這集中體現在戴高樂20世紀20年代寫的《職業軍人》一書中，即少數素質優秀的軍人，掌握廣博的文化技術知識，擁有豐富實戰經驗、健康心理和裝備，快速反應，可以起到千軍萬馬起不到的作用。
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古德里安將取勝法則歸納為“通訊＋機動性＋火力”。他組建的裝甲軍在吞併奧地利、捷克，佔領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進攻蘇聯諸戰役中將突破理論完善地運用於進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閃擊英雄》一書中，堅決反對把坦克與步兵混編。他認為只有單純的坦克衝鋒才能將“通訊、機動性、火力”充分發揮。坦克的任務是在敵人防線上撕開一道口子，迅速入敵人後方。至於處理潰亂之敵、對陣地實行佔領則是後續步兵的事。他畢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險的飛毛腿海因茨”著名。
拋開山本五十六等海空軍不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快速反應戰例不勝列舉。諾曼底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師、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擊師和巴頓集團軍艾布拉姆斯裝甲搜尋營都是快速反應、“閃擊”理論的產物。越南戰爭期間，美軍首創以UH…1“休伊”武裝直升機為機動手段的“騎兵師”；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沙龍組建了“202”特種部隊，這些全是“閃擊”理論的絕好實踐。
攝影部新聞中心成立三年來已積累了國內的突發事件快速反應經驗，大火、撞車、地震、劫機等突發事件我都能第一個趕到現場。1988年9月8日，《中國青年報》以《紅色在行動》為題用一大版介紹了我和我的閃擊行動。海灣危機發生後，根據北大國際政治系四年、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後八年的國際問題訓練，我堅信戰爭非打不可。在我建議下，攝影部決定推遲已有四年中東採訪經驗的張郇回國，並向中東增派攝影記者，我有幸成為進入“風眼”巴格達的頭號人選。在我“海灣必定有一場大戰”的蠱惑下，攝影部認為“海灣戰爭非打不可，為此應在開羅、巴格達和利雅得三個方向各有一枚棋子”。為了將這三枚棋子連成一張網，攝影部趁機從技術局接管了圖片傳真室，我的徒兒傳真員袁滿成了提綱挈領式的人物。
三年來的攜手奮戰，同志情感是打贏這一仗的基礎。我想起《孫武·謀攻》中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
當時還有一件頗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到巴格達調停，薩達姆·侯賽因竟很給他面子，答應釋放曼蘇爾飯店的人質。新華社攝影部又吹起了一陣和平之風，新聞中心圖片編輯劉東山與我打賭，說：“唐老鴨，除非你能與希思合張影，否則我就不信海灣能打起來。”我當即以一頓大餐為賭注慨然允諾。半個月後，我懷揣1987年在人民大會堂為希思拍的一張照片，透過《新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