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頭對準了無辜的地方豪雄、僧侶信徒和胡虜商賈，大開殺戒，則冀北豪門雖然本身損失不會太大，但關聯利益上的損失太大了，家門口的利益都保不住，不僅是奇恥大辱，更沉重打擊了豪門的尊嚴和威信，隱形損失難以估量。
封德彝可以肯定，當盧君憲報信於博陵崔氏和中山劉氏後，這兩大豪門的選擇必須是前者，必然以為自己有絕對把握做到“兩全其美”，必然低估了這一選擇所蘊含的巨大風險。
他們和盧君憲一樣，都會低估“宋子賢行刺聖主”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而原因就是他們都會錯誤解讀白髮賊突然洩露這一重大機密的目的，他們都會想當然地認為此事是假的，是白髮賊故意陷害栽贓，是白髮賊為了聯盟能夠立足燕北而蓄意挑起冀北和幽燕兩大豪門之間的廝殺。刺殺既然是假的，那事態就可控，危害性也就有限。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即便有居心叵測者為了打擊冀北豪門而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但冀北豪門也不是吃素的，不是軟柿子，不會由宰割。
然而封德彝卻相信白髮賊，他斷定此事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白髮賊就不是陷害栽贓，而是仗義相助，是要拯救冀北和幽燕兩大豪門於危難之間。冀北豪門與幽燕豪門雖然因為地域利益有矛盾有衝突，但畢竟是同氣連枝的兄弟關係，關鍵時刻還是合作，還是一致對外，所以白髮賊此舉等於賣了范陽盧氏一個大人情，可以有效緩和幽燕豪門和冀北豪門之間的矛盾，為齊心協力共同應對即將爆發的南北戰爭打下基礎。
但白髮賊深謀遠慮的不僅僅是推動北疆地方勢力的團結，還力求緩和聖主、中樞與北疆地方勢力之間的緊張關係。
宋子賢行刺聖主的直接後果就是挑起了聖主、中樞和冀北、幽燕豪門之間的鬥爭。
中樞核心層沒有山東人，這本身就已經說明問題，說明聖主對山東人抱有相當大的戒心，如此一來聖主身邊基本上都是關隴人和江左人，而他們為了鞏固和加強自身權力，必然聯手阻止山東人進入核心決策層，於是山東人在中土最高權力上的“衰退”就成了必然，而政治話語權越少，在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上也就越吃虧。
權力和財富的分配是一體的，權力小了，財富也就少了，於是山東人的憤怒可想而知，山東人與關隴人之間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加深，而山東人與江左人之間的裂縫也因此越來越大。雖然中土政局的總體趨勢是山東人和江左人聯手對抗關隴人，但江左人始終想漁翁得利，樂於看到兩虎相爭，所以山東人和江左人之間的衝突也是日益激烈，尤其東征連續失利後，河北和幽燕兩地已經不是為這場戰爭“輸血”了，而是被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瘋狂“吸血”。“吸血”的後果可想而知，雙方之間的矛盾已經不是利益衝突，而是生死之爭，這種情況下，如果聖主和中樞還要發動第三次東征，還要進行南北大戰，那河北和幽燕是什麼下場不言而喻，所付出的代價之大可想而知，而得到的回報之少更是令人睚眥欲裂
東征開始後，為什麼叛亂都集中在大河南北，尤其集中在河北和齊魯這兩個地方？原因無他，正是因為這場戰爭對這它們毫無節制的“吸血”所導致，官逼民反，當然這個“民”不是普通平民，而是掌握資源和財富的地方貴族集團。中央本來就遏制和打擊他們，現在還拼命吸血榨乾他們，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了魚死網破，同歸於盡。
迫於當前緊迫的中外危機和窘迫的國內政局，聖主和中樞必然要想方設法拉攏山東人，聯合山東人和江左人的力量以遏制關隴人在政治上的凌厲反擊，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緩和與河北豪門、幽燕豪門、齊魯世家之間的緊張關係，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宋子賢行刺聖主，結果必然是關係破裂，雙方本來就沒有什麼信任，本來對彼此都有怨恨，這下正好，大打出手，再無迴旋餘地。
所以說這個離間計太厲害了，這場風暴一旦呼嘯而起，不但冀北豪門慘遭重創，還必然累及到幽燕、代恆等整個北疆及其周邊地區的地方勢力，最終兩敗俱傷，於是國內外局勢對聖主和中樞愈發不利，而笑到最後的不僅有以關隴貴族集團為主的保守勢力，還有對中土虎視眈眈時刻準備南下入侵的大漠北虜，由此不難想像它的嚴重性。
封德彝越想越是“頭痛”，倍感棘手。
白髮賊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人物，任何把他當作一個普通反賊的人都是大錯特錯，而如今甚至就連封德彝都要問，“宋子賢陰謀行刺聖主”這一重大秘密為何近在咫尺的冀北豪門一無所知，而遠道而來的白髮賊卻知道？白髮賊從何得知？難道他有千里眼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