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浪；繼而徹底埋葬已經對豪門世家張開血盆大口的那個叫“改革”的洪荒猛獸。
在這一點上；段文操的想法與崔德本如出一轍。段文操在書信中向崔德本請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後；清晰地表露出他對齊魯義軍的姑息態度；其遷就、縱容；甚至是毫無原則的寬容心理；讓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後；其對改革立場的悄然變化。
段文振出自世家；卻是堅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統後環繞在兩代皇帝周圍的改革派；毫無例外都來自豪門世家。
中土分裂時期；大大小小的王國不論實施何種政治制度；在其光鮮的表層裡；包裹的核心都是門閥士族政治；掌握權柄的都是世代傳承的大貴族；或者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低等貴族根本就沒有資格進入權力高層。統一後；中土進入新時代；政治制度當然要適應統一後的新時代；唯有如此才能維護統一和走向繁榮；所以改革是大勢所趨；是人心所向；是歷史的必然；不可阻擋。但統一後掌握權柄的依舊是那些大貴族；他們首先要維護自身利益；而要維護自身利益；首先就必須確保中土的和平統一；唯有和平統一的大環境；才能進一步推動豪門世家的發展壯大。這兩者相輔相成；但在利益訴求上卻存在著激烈衝突。
簡單的道理是；你把大餅做大了；中土總的利益增加了；社會各階層都能受益；但問題是；你若想把大餅做大；就必須齊心協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懶的偷懶；導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嚴重；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加劇；社會就會動盪不安；而這將影響到中土的和平統一的大環境；影響到中土總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貴族掌控權柄的前提下；改革的總體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餅增加中土總利益和維護增加自身利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經濟改革優先於政治改革；所以糹統一後的中土政治雖然披上了中央集權的華麗外袍；但本質上還是門閥士族政治；換湯不換藥。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環境和正確的經濟政策；讓中土的發展走上了快車道；而經濟的迅速發展；經濟總量的急劇增加；在讓社會各階層受益的同時；分配不公也越來越嚴重；尤其絕對數量龐大的寒門；其中絕大部分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對權力和財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充滿了怨恨。而以軍功崛起的新興貴族中的高等貴族；同樣因為歷史、文化等不可改變的原因；在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中；遠遠落後於世代傳承的豪門；且因為綜合實力上的差距導致其發展後勁嚴重不足；有被逐漸趕出權力高層的趨勢。於是；以軍功崛起的新興高等貴族；和絕對數量龐大的寒門；便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軍。
由分配不公導致的統治階層內部的激烈矛盾；威脅到了中土的和平統一；開始倒逼中土的權力高層不得不進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便是中央集權制和門閥士族政治之間的對決。從堅定的改革派的立場來說；就是遏制和打擊豪門世家的特權；削弱和剝奪豪門世家的權力和財富；徹底消除分配上的不公；徹底剷除分裂和戰亂的根源。
豪門世家當然要維護自身利益；但迫於現狀；也不得不妥協；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益來；以緩和貴族階層內部的矛盾；於是；掌控著中土權柄的很多大貴族也就成了改革派；其中很多人的改革決心非常大；改革思路很先進；改革手段也很激進；不過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在中土的發展繁榮和豪門世家的生存之間尋到一個新的平衡點；其實質還是要維護豪門世家在中土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中的主導權；還是要維護門閥士族政治。
先帝時代；高潁、虞慶則、楊雄和蘇威並稱“四貴”；還有楊素、崔弘度、裴世矩等眾多文臣武將；他們的改革理念與先帝基本一致；都主張改革；都積極推進中土的發展和強大；但同時也分為兩派；一派堅持讓度一部分利益給社會其他各階層；而另一派則不遺餘力地保留豪門世家的特權。
今上時代；虞慶則已經死了；楊素很快也死了；而高潁則被趕出了中樞；楊雄、蘇威和裴世矩還在；元壽、楊達、段文振等一批德高望重功勳卓著的大貴族因為深得今上的信任；亦被拔擢進入中樞；中樞實力強悍；政治改革得以大刀闊斧地進行。
政治改革觸及到了豪門世家的底線；貴族內部的根本矛盾日益激烈；這個以利益為核心的根本矛盾迅速催發了關隴人、山東人和江左人之間的矛盾；老貴族和新興貴族之間的矛盾；豪門和寒門之間的矛盾；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結果是整個社會矛盾在短短數年內激化、爆發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