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的中國人，似乎更得到了災難之神的垂青和腥風血雨的洗禮。甲午海戰硝煙乍散，戊戌變法喋血未乾，義和拳民又鼓譟登場，緊接著八國聯軍雄赳赳氣昂昂開進了紫禁城。《辛丑條約》的簽字筆像一把利劍戳在懦弱無能的清王朝心窩子裡，庚子賠款更像是要榨盡中國人的最後一滴血汗。風雨飄搖中的老大帝國再也無法一葉障目自欺欺人。慈禧太后老佛爺一大家子悽悽惶惶“西狩”歸來，儘管對改革變法一百個不願意，也不得不痛下決心，宣佈實行“新政”。新政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便是教育制度的改革，廢科舉辦新學。
我們的老祖宗不僅給我們留下了足可永遠炫耀於世界的“四大發明”，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套很完備的傳統教育體系。薪盡火傳，我們的民族文化正是藉助於這套教育體系得以代代相傳。但到了隋、唐之後，它卻逐漸與科舉制度結合起來並受其制約，正像今天的中小學教育之完全聽命於高考指揮棒。到了明、清時代，無論是公立學堂還是私立學堂，幾乎都成了科舉的附庸。人才的培養就像流水線作業一樣簡單。讀經應考，更像玩傻瓜相機，把生員士子，都訓練成了應付科舉考試的機器。正如魯迅所說，八股文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培養選拔出來的“人才”基本上不懂國計民生、社會現實，更無論東洋、西洋和其他國際大事了。
所以，當1840年英國人的洋槍洋炮打進來時，偌大一個大清帝國，竟找不到一個可以領兵禦敵出謀劃策之人，連最得時譽和史譽的林則徐，對外往來活動中，有時也會說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糊塗話。鴉片戰爭及其以後一系列的失敗，與其說是科學技術不如人、社會制度不如人，毋寧說是教育不如人。因為只有教育才能造就人才。遠遠落後於歷史程序的教育，怎麼能培養出跟得上、更毋庸說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才？
面對教育制度嚴重滯後的現實，一些最先睜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憂心如焚，痛徹骨髓，紛紛建言建策，奔走呼號。各種教育改革的主張和實踐，匯合成為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演變成廢科舉、興學校的改革措施。
1896年6月，梁啟超捉筆代刀替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起草上了一道著名的《請推廣學校折》，該奏摺第一次明確提出在京師設立大學堂的建議。掛名皇上光緒帝此時正與垂簾聽政的老佛爺賭氣想有所作為，看到奏摺後興奮異常，即硃批總理衙門處理。但總理衙門卻哭窮不出錢，籌建大學堂之事遂即擱淺。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維新。詔書中特別指出：“京師大學堂為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
1898年7月3日，光緒皇帝批准總理衙門的奏議，准許設立京師大學堂，命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並將官書局和譯書局併入大學堂，由管學大臣督率辦理。
辦大學堂當然少不了大校舍。光緒帝親派慶親王奕謖和禮部尚書許應騤負責勘地和建造事務。因開學在即，先撥出地安門內沙灘后街馬神廟也即當年乾隆皇帝四女兒和嘉公主舊府第為臨時校舍，並略加擴充，這就是後來的北大二院。同時在北河沿購置房屋一幢，開辦譯學館，此即後來的北大三院。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又在北城外黃寺以南破土動工，並於宣統二年（1910年）建成。
1。臭名遠揚的京師大學堂（2）
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孫家鼐（1827—1909），安徽壽縣人，咸豐狀元，曾任清廷工部、禮部、吏部尚書，並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的老師，接近帝黨，傾向變法，但與守舊大臣也有聯絡，思想上與維新派有分歧，因而能左右逢源。
受命為管學大臣後，孫家鼐對總理衙門起草的大學堂章程不甚滿意，於1989年8月9日另向光緒帝呈上《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折》，提出具體計劃8條，主要內容有：一、設立仕學院，專招收進士、舉人出身的京官；二、大學堂肄業生，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由各部錄用；三、精減課程門類，取消專門學中之兵學；四、編譯局主要編譯西學書籍，不得任意刪改舊經；五、設總教習二人，分管中學和西學。
1901年8月，清政府頒佈“興學詔書”，鼓勵興辦新式大、中、小學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又釋出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