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行禮，他都脫帽鞠躬。
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職演說中，對學生提出三項要求，即“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明確指出，大學是研究學問、求學的機關，“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要求學生不僅要樹立正大的宗旨，而且必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衡量教員和學生優劣的標準，是依他們學問的好壞有無，而不是看他們地位高低、家庭貧富和來頭大小。這些觀點，都是北大學生前所未聞，也與他們的習慣觀念迥異，使學生倍覺新鮮。
1917年是北大歷史上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也是北大建立20週年，12月17日，北大舉行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校慶紀念。這次校慶，與其說是感念過去，毋寧說是慶祝新生。當時文科教授、詞人吳梅曾作一首紀念歌，反映這一特殊時段的歷史意蘊。其歌曰：“域樸樂英材，試語同儕：追想遜清時創立此堂齋，景山麗日開，舊家主第門桯改，春明起講臺，春風盡異材。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揣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
“喜此時幸遇先生蔡”，正反映了北大師生對蔡元培的信任和期望，以及北大人對未來的信心。
蔡元培自1917年進入北大至1927年底脫離北大，共有10年多的時間。這10年是北大歷史上生機勃勃、輝煌燦爛的10年。蔡元培的名字同北京大學緊緊聯絡在一起。他的思想、精神和業績已深深嵌入了北大的歷史，當然還有中國的教育史和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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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拘一格攬人才
蔡元培入主之前的北大，可以說就像一個得了破傷風的襁褓嬰兒，又正因為年幼，免疫力、抵抗力都很差，得了重病再找不到良醫，那真是命懸一線，岌岌可危。蔡元培就像一位經驗豐富又極有責任心的名醫，經過認真的望聞問切，很快就找到了病根和醫治的辦法。他說：“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一句話，為青年尋找可以依賴的能夠引導他們做人和治學的導師，乃是北大的當務之急。
蔡元培首先找到的是陳獨秀。1917年1月13日，到北大僅僅9天的蔡元培，就聘請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早年北大，是以文科為強項的，而文科中恰恰守舊的人物又不少，是北大革新的障礙。因此蔡元培首先尋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而陳獨秀正是當時不二之選。
繼陳獨秀之後，蔡元培先後又請來了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釗、魯迅等。這些人加上北大原有的革新派沈尹默等，圍繞在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周圍，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便勢在必然了。
說起新派人物對北大改革的貢獻，最大者當推陳獨秀。其次是胡適，儘管胡適的名氣比陳獨秀在當時要大得多。身處其中的梁漱溟先生對此曾有切實的評價，他說：“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額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廣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而且，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藉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
除陳、胡兩位之外，劉半農、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魯迅、高一涵等人，亦是各有神通，各有絕招。所有這些人所做的工作和貢獻，蔡元培未必能做。但如果沒有蔡元培，他們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尤其是沒有蔡元培的處處支援愛護，他們也難以發揮那麼大的能量，單從蔡元培對陳獨秀的信任和愛護就可看出。陳獨秀才思敏捷，辦事果敢，能開啟局面，是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將。蔡元培對陳獨秀也極為器重，甚至對陳獨秀的一些毛病也並不求全責備。梁漱溟後來曾說：“我認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陳獨秀先生確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員猛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開啟局面的人。但是，陳這人細行不檢，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