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學家的名文，說是秋花為之慘容，大海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秋花為了我在悲哀，忽然變了顏色；只要有風，大海是總在呼嘯的，不管我愛鬧還是愛靜。
冰瑩女士①的佳作告訴我們：“晨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剎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腦海中的只有一個儘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這也是一種福氣。科學我學的很淺，只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它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囀，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閒逛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鳴叫，覺得好像是美景，詩興勃發，就做了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的由“煙士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是“相形見絀”。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於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謂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語源，但據老於上海者說，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為誘惑或追求異性的意思。吊者，掛也，亦即相挾持。那麼，我的詩就譯出來了——
野菊性官下，
鳴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秘訣呀。質之“新詩人”邵洵美②先生之流，不知以為如何？
九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9月17日《申報·自由談》，後收入《準風月談》）
①冰瑩女士即謝冰瑩（1906—2000），原名鳴岡，字鳳寶，湖南新化人，現代作家。早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師，未畢業即投筆從戎，參加過北伐戰爭。1927年5月起在《中央日報》連載《從軍日記》，引起轟動。後在上海藝術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求學，為北方左聯發起人之一。“一·二八”滬戰時參加戰地救護，“七七”事變後從事婦女支前工作。曾主編《黃河》雜誌。1948年赴臺灣師範學院任教，後遷居美國。著有《女兵自傳》等。這裡引述的一段文字見《海濱之夜》，發表於1933年9月8日《申報·自由談》。
②邵洵美（1906—1968）原名雲龍，浙江餘姚人，現代作家、翻譯家、出版家。早年留學英國，又往法國學習繪畫。1929年在上海開辦金屋書店，出版《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義創作。金屋書店停辦後接辦新月書店，出版《新月》月刊和《詩刊》。後又辦時代圖書公司，出版《論語》半月刊等。1933年以後，主編《十日談》、《人言》等刊物。抗戰期間，以其女友美國人項美麗名義編輯出版抗日宣傳刊物《自由譚》。著有詩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等，譯有《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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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看報，是有益的，雖然有時也沉悶。例如罷，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到這一天，報上照例得有幾塊記載，幾篇文章。但這事真也鬧得太重疊，太長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過了，明年也許還可用，只要沒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為反正總只能說這幾句話。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會覺得沉悶，看不出新的啟示來。
然而我還是看。今天偶然看見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鄧文①的記事，首先是報告，其次是演講，最末，是“禮成，奏樂散會”。
我於是得了新的啟示：凡紀念，“禮”而已矣。
中國原是“禮義之邦”，關於禮的書，就有三大部②，連在外國也譯出了，我真特別佩服《儀禮》的翻譯者。事君，現在可以不談了；事親，當然要盡孝，但歿後的辦法，則已歸入祭禮中，各有儀，就是現在的拜忌日，做陰壽之類。新的忌日添出來，舊的忌日就淡一點，“新鬼大，故鬼小”③也。我們的紀念日也是對於舊的幾個比較的不起勁，而新的幾個之歸於淡漠，則只好以俟將來，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樣的。有人說，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真是有識見。
中國又原是“禮讓為國”④的，既有禮，就必能讓，而愈能讓，禮也就愈繁了。總之，這一節不說也罷。
古時候，或以黃老⑤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⑥。現在呢，恐怕是入於以禮治天下的時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責備民眾的對於紀念日的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