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於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麼好，就是要說壞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於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而發跡的諸公②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並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後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原刊1933年9月24日《申報·自由談》，後收入《準風月談》）
①卡爾親王（CarlGustafOskarFredrikChristian，1911—）當時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1933年作環球旅行，8月來中國。這裡引述他對記者的談話，見1933年9月20日《申報》。
②由新潮社而發跡的諸公指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五四時期，他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加入新潮社，投身新文化運動。後來依附國民黨，成為亦官亦學的人物，如傅斯年當時已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所長，羅家倫則任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吃教
達一①先生在《文統之夢》裡，因劉勰②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③，不但採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④，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