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對話從語言之思開始，*語對事物觀察的方式，翻譯成中文簡直就是“意象”和“比興”。語言不直接談論現實是因為其實沒有“現實”，因此，語言本身即全部隱喻。中文和*文的獨特性，帶來各自文化轉型中的複雜性，但這複雜常常被外部世界簡單化為擁護或打倒，取消詩歌內在的豐富，迫使它淪為宣傳。這是另一種詩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詩人必須對此充滿警覺，同時，對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覺，包括透過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體地說，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號販賣自己，又堅持自己對現實的明確態度。各種權力體制同樣在假文化之名扼殺獨立思維，而反抗這種扼殺，使詩與人本質合一。和*環境相比，中國詩人面對現實的內心抉擇就輕鬆太多了，畢竟“冷戰”的結論已是事實，但請想象，一個詩人要有多大勇氣，才敢對擁有億萬追隨者的宗教神本主義的思想控制說〃不〃，那聲音和黑暗的無邊無際相比多麼微弱！這樣的詩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詞，被賦予了主動的、積極的含義，那其實是創造性的自我本來的精神定義。也因此，“孤獨”成了“獨立”的同義詞。“距離”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語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戰的急迫，反證出詩歌對存在的意義。它決不只是裝飾品，它是每個詩人最後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們古老文化的鮮活的能源。歸結到底，人性之美蘊含了詩歌之美。這美麗不依賴外在時間。詩歌本身就是時間。它終將安頓我們，儘管歷盡劫難。
那麼，什麼是詩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隱含在這裡了？那就是：以“詩歌”一詞命名的、持續啟用詩人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談詩歌》中開宗明義：“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細節抵達整體，同時揭示有形與無形的事物。”這時，他其實是在要求，我們應該從他的詩作裡，讀出無數本互相關聯在一起的書。語言學的，文學的，文化的，歷史的，現實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愛情和*的。一句話：整個生活。這種視野，讓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問》：“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一句話已把質疑定在了創世紀的起點，而一個“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語言中的先天侷限。我也想起初次讀到葉芝《幻象》時的震撼，它讓我懂得：得有一個多麼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撐得起一首詩的寥寥數語！說到底，詩歌就是思想。雖然，那不等於邏輯化的枯燥陳述。我在別處說過，誰要做一個當代中國藝術家，她／他必須是一個大思想家，小一點兒都不行。因為我們的歷史資源太豐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現實衝突太激烈，對自我的提問太幽暗曲折，僅僅一個漢字的迷宮就滿布陷阱，要想“自覺”，談何容易！我還沒讀過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學與文化鉅著《穩定與變化》，但，他的主題直逼核心：*世界的時間觀如何以巨石般的穩定，壓倒了變化的可能。這簡直就在對中國詩人說話：*後，當我們睜開眼睛，與其說看見了“時間的痛苦”，毋寧說根本就是“沒有時間的痛苦”。所謂怪圈，究竟有沒有“圈”？或乾脆原地未動？那麼，看起來燈紅酒綠的現在呢？這個“有形”背後是何種“無形”？一本本書深處潛藏的“原版”是什麼？歷史活著、疼痛、困惑、終至肯定，真正的文學，哪有不“宏大”的敘事？
一個問題中的問題：我們還有向自己提問的能力嗎？沒辦法，詩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詩變成《天問》，變成史詩。命定如此，否則什麼都不是。
阿多尼斯對我說：“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長詩。”這又心有靈犀了。長，不是為長而長，那是詩意深度對形式的選擇。長詩之美，正在他強調的“整體”。猶如群山中有流雲、有瀑布、有密林，你能貼近去欣賞每片葉子的美，但沒有一個區域性能代替整體。長詩要求詩人擁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經驗，提取哲學意識，建構語言空間，最終一切統合於音樂想象力。用阿多尼斯的話：“它的各個層面都是開放的”，就是說，它必是一件語言的觀念藝術，且讓每個細部充滿實驗性。一次，我開玩笑說：我們得小心區別“玩意兒”和“鎮國之寶”。一位當代*或中國的詩人，絕不應僅僅滿足當一位首飾匠，靠裝配幾個漂亮句子取樂。詩歌是有“第一義”的，那就是修煉出純正靈魂的人，香草美人（阿多尼斯？）之人。聽其言，閱其文，如聆仙樂，汩汩灌來。此中精彩，豈是膚淺的雕琢能夠勝任的？我們該寫值得一寫的詩，“配得上”這動盪時代的詩。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間，哪有“文化的衝突”？離開了冷戰的或*——西方式的群體對抗模式，我們把公約數定在“個人的美學反抗”上，這被分享的詩意，盪漾在比語言更深的地方。各種各樣的全球化之間，至少這種全球化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