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任何船隻如經過港澳即不準在廣東卸貨。英國貨物和船隻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進入廣東，其他國家船隻如不經過香港或澳門則允許到廣東自由貿易。違反上述規定者，其貨物全部沒收，由特別委員會予以拍賣。”
美國激進的新聞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罷工高潮階段，在宋慶齡（向廣州政府疏通）和鮑羅廷夫人（向罷工委員會疏通）的幫助下，來到了廣州。她從一個熱烈同情者的觀點描寫了罷工情況。她對工人鬥爭富有經驗，曾積極參與1919年美國西雅圖的大罷工。她寫道：
“我就像剛離開古老的亞洲，忽然闖進了現代世界。……這次廣州罷工……是有組織的工人罷工，同西雅圖、匹茲堡、倫敦、漢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樣。這兒不是外鄉異域，而是故鄉。
“辛西婭（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當時21歲）……指給我看一條尚未竣工的坎坷土路，這是罷工工人獻給廣州的禮物，以報答廣州將自己與黃埔聯接起來的友好舉動。黃埔是廣州的港口和軍事基地，位於下游11英里處。
“她說，‘罷工工人正在加強這座城市，好讓我們永遠牢記這次罷工。’
“……成立最早的現代工會——海員工會領導了罷工。蘇兆徵是海員工會主席，也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他對我說，‘共有140個工會參加。這不是一場種族鬥爭，也不是中英鬥爭。請代我們轉告西方工人們：我們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斯特朗也記述了這次罷工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的影響：
“我先去了香港。廣州罷工，罷工工人堅持了6個月的封鎖……香港成了死港。香港的銀行向倫敦求救以免破產，這個城市每天要損失100多萬美元。領事館的一個美國人對我說，‘你知道採礦熱過去後內華達州的那些鬼鎮嗎？我整個夏天都在想，這種現象會不會在大英帝國的第三大港——在東方的第一大港——出現。’這就是以廣州為基地的中國罷工工人的威力。”①
①博格著書，見上條，第42—44頁。
紐約《民族》雜誌編輯劉易斯·甘尼特在這年冬天去中國旅行，他寫到香港的情況：
“……1924年，香港每天平均到船210艘。廣州開始罷工、封鎖香港、香港華工響應，航運降至每天34艘。房地產價跌落一半……英國大銀行（東方最強的金融機構）股票價格也跌落了一百多個百分點……”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一章《廣州序曲》是作者在1925年所寫報道的概述。
後來，一位研究這次罷工的學者說，
“1926年10月封鎖終止時，香港看起來完全像一座荒廢了的村莊。買賣停止。大樓空蕩蕩的。辦公室都關了門。幾乎沒有一點生活的氣息。”①
①博格引用劉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雜誌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這些記載中都沒有提到，但卻使享受特權的香港外國人可能最難忘記，也最為痛心疾首。那就是當他們那些中國傭人走掉以後，他們不得不自己做飯、自己洗衣、自己帶孩子、自己倒垃圾——幾十年來在東方的外國人幾乎已經完全忘記怎樣去幹這些活計了。
香港當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盡辦法引誘那些罷工工人回來——而在平時，他們對那些不順從的工人是驅逐出境猶恐不及的。但是，他們的引誘未獲成功。
①語出自《聖經》，指幹苦活的人。——譯者
罷工期間，成千上萬聚集在廣州的罷工工人要吃要住。宋慶齡在上海投身於為罷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籲“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我們不能延誤救濟工作”透過函件、電報傳到美國、加拿大、東南亞、澳大利亞、墨西哥等處的華人社會。光是海外華僑的捐款經她手匯往廣州的達10萬美元以上。在她回廣州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海員蘇兆徵率領一個代表團專門前去向她致謝。除了財政支援之外，孫中山夫人的名字作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這次罷工的政治聲譽。
在上海時，宋慶齡同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會長是共產黨人向警予）緊密合作。7月5日，她應邀參加聯合會的一次會議。會上，一位主要發言人在引用孫中山遺囑中“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這句話後，接著說，“帝國主義正騎在我們脖子上，我們還不該起來嗎？雖然我們的領袖已不在了，我們民眾已經起來了！”宋慶齡聽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