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著眼淚說，她覺得孫中山的精神確實不死。婦女們進行募捐，不僅為了支援南方的罷工，也為了幫助上海本市的流離失所的工人——宋慶齡幫助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團體“上海救濟五卅慘案失業工人聯合會”。
不久，在廣州顯示出了可悲的證據，證明反動勢力在那裡同革命力量一樣，也在積極活動。8月20日，廖仲愷在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開會時，在門廊中為刺客的子彈射中倒地。廖的個子不高、膚色較黑、眼光經常流露出樂觀情緒、動作靈活，讀書廣博，工作效率極高；從20世紀初期流亡日本時齊始，他一直是孫中山最親密的同伴之一。對宋慶齡來說，他同他的堅強的妻子何香凝，無論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摯友。廖氏夫婦都是她同孫中山結合的支持者和見證人。在看護孫中山的那些最後的日子裡，何香凝給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國民黨內部，廖是支援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關鍵人物。在遇害時，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和農民部部長，廣州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廣東省長。他深為城鄉勞動人民所敬愛，他們可以隨時去見他，並且談起話來總是很投機。他雖身居高位，但作為一個革命家，他不是失去、而是加強了同群眾的聯絡。在省港大罷工期間，他擔任罷工委員會的顧問，盡心竭力地進行各種活動，他的妻子何香凝則致力於日常的具體工作，為罷工工人解決食宿及其他物質需要問題。慶齡在上海就是同何香凝保持聯絡、配合工作的。
在廣州，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周恩來是成員之一）的報告認為，廖的被刺是國民黨右派的一次恐怖行動，並懷疑受到香港英方的煽動和資助。這也是一個諷號，顯示出國民黨右派儘管樂於藉助群眾運動的力量來推進北伐，卻對群眾運動又怕又恨。他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阻止勞動群眾和他們的真正的支持者分享任何權力。
宋慶齡在給廖夫人何香凝的唁電中說，“驚聞仲愷先生哀耗，元良遽喪，吾黨損失甚巨，實深痛切……但先生為黨犧牲，精神尚在，吾輩宜勉承先志……務希各同志扶助本黨，積極進行，萬勿因此挫折。”①實際情況正是這樣。在廣州，參加廖仲愷追悼大會和葬禮的工人、農民、學生、城市貧民等共達15萬人，會後並舉行了遊行。這是從5個月前孫中山逝世以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群眾行動，人們在對一位領導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繼承遺志的決心。這也是國民黨左派（包括共產黨人）對右派的一次明顯反擊。
①博格引用多蘿西·奧查德著《中國如何用抵制作為政治武器》，載《美國政治及社會科學院學報》，1930年11月，第260頁。
宋慶齡在那封唁電中曾說到“本擬赴粵親致祭奠，椎因事所羈，不克如願”。實際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體也不好，有空時就到她母親處休息一下。她還沒有從孫中山逝世的沉重打擊和壓力下完全恢復過來，而與此事有關的工作還得繼續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視察擬議中的中山陵陵址，儘管新的政治任務接踵而來。
她還不顧病體，應邀趕赴北京參加6月30日在天安門前舉行的反帝群眾大會，以紀念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中死難烈士。她直接從火車站趕到會場，登上大會主席臺，同大會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賓（包括來自印度、日本、朝鮮、土耳其和德國的解放戰士和進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體實在太虛弱，不能親自講話，只能委託婦女領柏劉清揚（共產黨人）代她向到會群眾表示歉意。據目擊者回憶，她當天身著花邊素服，微笑著向大家揮手致意。她的到場具有重大意義，受到群眾熱烈歡迎。
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群眾運動的浪潮正在全國高漲。但各地的形勢都十分複雜和充滿矛盾。
（四）廣州：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
在1925年上半年，作為革命根據地的廣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燈塔，但在軍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廣東省的一小部分——從廣州到湘粵邊境韶關沿鐵路線兩旁的一條狹長地帶。
在東面，廣州仍經常處於以惠州為巢穴的陳炯明部隊的威脅之下。陳部雖屢次戰敗，但訓練和裝備較好，除就地徵稅籌餉外，還得到香港英方和廣州某些富戶的資助。包括廣州“商團”（被稱作“紙老虎勺殘部和鄉鎮地主武裝“民團”在內的非正規部隊為它提供了兵員補充。
在西面，廣西的軍閥並不甘心於被逐出廣州，仍在垂涎廣州的豐厚稅收。
在北面，部署著北洋軍閥的軍隊。
在南面，隱伏著來自香港的外國干涉的經常威脅。一些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