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的軍艦就碇泊在廣州的內河，隨時準備開炮和派遣陸戰隊登陸。
即使那些被認為“忠誠”的部隊，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廣州的滇軍是為了榨取軍餉——也只為了這個原因才願意出力氣防衛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暫時的——因為他們仍想著從對手那裡把雲南省奪回來（他們是被對手趕出雲南的），所以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遠走高飛。對於革命理想、對於其他方面的作戰（比如北伐），他們一概沒有興趣。
這些部隊和其他“聯盟”的部隊都隨時可能倒戈——誰給他們好處多，他們就倒向誰。1925年5、6月間，名義上統率全部革命軍的滇系軍閥楊希閡就是這樣。他同桂系軍閥劉震衰勾結，發動叛亂，佔領了廣州部分地區（包括許多公共建築物）。但到6月中旬，叛亂就被粉碎，楊、劉逃竄。這要歸功於以黃埔軍校為基礎建立的新軍的高昂士氣和作戰效率，也要歸功於省港罷工工人，他們英勇地斷絕了叛軍的鐵路運輸。
在這樣的條件下，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軍雖然年輕而且人數不多，卻能最後擊敗陳炯明這支主要的反革命軍隊。10月間，在第二次東征中，革命軍攻克了被陳炯明吹噓為“固若金湯”的惠州城。在這次戰鬥中，黃埔軍校學生，特別是其中的共產黨員，表現出高度的信心、勇氣、紀律性和軍事技術。蘇聯顧問的軍事才能也對勝利的獲得作出了貢獻。黃埔學員們在這些蘇聯顧問的指導下，學習得很有成績，有的不但參加擬訂作戰方案，並參與戰鬥。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陳炯明的勝利是因革命軍同群眾運動（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和彭湃領導的農民）相結合而取得的。
這一勝利完成了一項長期未能完成的任務，即在廣東省內清除所有軍閥雜牌部隊（為數達20萬人）、使新成立的國民革命軍成為全省唯一的武裝力量。它還明白無誤地顯示出，國民革命軍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支新型軍隊，在人民的支援下，肯定能夠掃蕩國內任何地方的軍閥部隊。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規律，新的問題也隨著勝利而出現了。
群眾運動既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層領導中擴大了裂痕。有些國民黨人只是口頭上贊成群眾運動，而在實際上則對群眾運動怕得要死。二個頑固勢力的核心在策劃著進行抵制和反擊。
而當新的國民革命軍在勝利中顯示出它的效能時，在國民黨和軍隊內部就展開了控制這一有力工具的鬥爭——這場鬥爭後來以蔣介石的上升為其特徵。
在國民黨的政局中，以刺廖案為標誌的右派對權力的攘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也有反映——這就是“戴季陶主義”。戴是孫中山的一個長期追隨者，在政治傾向上時左時右。這時，他寫了兩本小冊子，鼓吹放棄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為那些反對工農具有獨立地位——更不用說領導地位——一的人說話，堅持認為工農必須絕對從屬於為財富最多的階級所統治的“民族”和“國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勢而在歐洲出現的法西斯分子一樣，他特別反對任何在被壓迫被剝削群眾中展開階級鬥爭的想法，儘管他自己在向這些群眾進行這樣的鬥爭。自然，他不同意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要他們儘快退出；他也反對同蘇聯建立反帝聯盟，而贊成同帝國主義妥協。實際上，“戴季陶主義”是要瓦解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所宣佈的綱領。
在組織上，戴的領導地位到1925年底為“西山會議派”所取代。所謂“西山會議”是一些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郊孫中山靈梓暫厝地舉行的一次會議。他們後來又在上海設立了“中央黨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因為得到了五卅運動後革命高潮的支援及最後打垮陳炯明的勝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應，它將“西山會議派”若干頭面人物開除出黨，並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重申和發展“一大”透過的方針政策。
（五）國民黨“二大”：政壇首次表現
就在這時，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廣州，以她的聲望和言論來加強左派的力量。在碼頭上歡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黨政要人外，還有群眾的隊伍（主要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婦女團體），共約20萬人。剛剛遇刺的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繼續戰鬥，她用擁抱和鮮花來迎接慶齡，使政治的含義和私人情誼融而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慶齡出席“二大”，並應邀發表演說。她說：
“我這次回到廣東來，覺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為此間一切政治軍事都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