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在第二天我與新任總統會見之前，我將情況簡單地告訴了亨利·福特二世。當我訴說之時，他顯得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只能反覆強調，我的華盛頓之行將不會產生任何新的變化。
第二天，在喬治敦N街的住宅裡，新任總統約翰·F·肯尼迪接見了我。攝影師、電臺播音人員和電視攝像人員雲集於此，將那幢三層紅磚樓房前面的街道擠得水洩不通。聯邦經濟情報局的特工人員只好透過房子後面的一條小道，將來訪人員悄悄帶入房子。
我們見面後相互握手，這時，新任總統問我，我是否將擔任他的國防部長，我還是像回答薩金特·施賴弗那樣說：“我不是合格的人眩”“那麼，誰是呢？”他問道。
我並未意識到他的提問只是一種修辭的方式，並提議由托馬斯·蓋茨即現任國防部長擔任。那天早晨，在去喬治敦的途中，我實際上已在五角大樓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馬斯·蓋茨是否願意在新政府中繼續任職，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與托馬斯·蓋茨相識於斯科特紙品公司，並先後擔任過管理職務。
新任總統並未就此發表任何看法。他對我認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為然，異常平靜地指出，就他所知的範圍而言，既沒有學校是為培養國防部長而設立的，也沒有學校天生就是總統的搖籃。他要求我至少應該考慮一下他的建議，並要求我下週一再次與他會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將是相同的。
為什麼新任總統約翰·F·肯尼迪會將我作為部長的人選呢？我很難做出肯定的答覆，但我相信兩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鮑勃·洛維特，他熟悉我在福特的聲譽和在軍隊中的業績；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開明的經濟學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實習課中，我認識了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直到現在，我們仍是非常親密的朋友。當時，他正在探索一種聯合式的執政管理模式，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他聽說，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車公司的管理者，其行為處事顯得頗為古怪。
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他《富裕社會》中的語句：“陳陳相因”，就不禁樂出聲來。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以後對我說，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為他認為，總統需要一位富於創新觀念的商人，黨派的分歧對其也無關緊要。就像大多數人的看法一樣，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極有可能認為，我是一名共和黨人。新聞媒體也時常作出了這樣的歸類，因為，二十一歲的我在加州選舉登記時，是以共和黨擁護者的身份登記的，其實，這不過是因為父親的觀點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瑪格麗特整個週末都在討論這件事情。我們也與我們的三位子女們進行了交談，向他們解釋說，如果我離開了福特，家庭的收入前景將會完全不同。我並無鉅額的財產，但已有了尚未動用過的大量股權，以及每年總計超過四十萬美元的年收入（這個數額與現今時代的二百萬美元大致相等）。
倘若我接受了新任總統的任命，我每年的薪水將只會達到二萬五千美元。
孩子們對此絲毫沒有興趣，瑪格麗特對我也是言聽計從。
這樣，星期日我們坐在書房裡做出了決定，只要我覺得能夠勝任這項工作，那麼我就應當接受它。
我們也探討了一下接受此項職位的前提條件，這主要有兩件事：我必須有權在全國範圍內挑選最有才華的人手（不管他們屬於何種黨派），來組成國防部的高層領導，以彌補我在經驗上的欠缺。另一點也將應該澄清，我絕不會因為接手這項職務，而過多地參與華盛頓的社會事務。對於如何處理好這兩件事，我尚無明確的答案，畢竟，面對一位新任總統，討價還價似乎是不妥當的事情。
就在我們談話期間，我注意到門外已是大雪飛揚了。一個主意突然出現在腦海中，“為什麼不可以給新任總統打個電話呢？”告訴他，由於天氣的原因，我的華盛頓之行將會推後一兩天，我將會立即發一封信給他，說明我對任職的想法。
我撥了他給我的號碼，電話接通了，但是，此時此刻，他不在華盛頓。最後，我將電話打到了棕櫚灘，他接到了電話。
新任總統對會面日期的推遲並不介意，他說，華盛頓也在下雪，他也無法於明天趕回那裡。
我無法設想如何將我的那封信寄給他，最後，星期二我啟程去見他時，我將信塞進了口袋裡，隨身帶去了。我再次從後門進入了那幢N街上的紅房子。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