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以後的歲月裡受到批評時，記者們總是稱我為“愛澤爾牌汽車之父”。
在競選過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兩個目標：避免讓美國軍隊介入，同時保衛南越不受共產黨的控制。
二者兼顧變得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南越的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日益惡化。在西貢政府臨近覆亡之際，對該採取什麼措施，在華盛頓和西貢的領導層中仍然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我們一次接一次開會，一次接一次交換備忘錄。我們舉棋不定，因越南問題的複雜性和我們自己的意見分歧及混亂而感到灰心和沮喪。但是我們依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未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八月十三日，麥喬治·邦迪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闡述了我們在東南亞採取行動的幾種選擇。備忘錄反映了他、迪安·臘斯克、我以及國務院和國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見。這份備忘錄及其相關的問題在此後五個月內成為我們關注和激烈爭論的焦點。
備忘錄開頭承認“南越的情況不妙”，並說阮慶繼續掌權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西貢的領導層顯露出了失敗主義的徵兆，這反過來給我們的選擇造成了壓力。或者直接投入美軍擴大戰爭，或者考慮談判解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無異於投降。備忘錄唯一一條明確的建議是：“我們必須繼續反對關於越南的任何談判”，因為“沒有軍事行動的單純談判不會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實現我們的目標”。
麥喬治·邦迪列舉了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從擴大偷襲到全面動用美國空軍轟炸北越以及北越勢力在南部的供給線，不一而足。他讚賞馬克斯威爾·泰勒的一項建議：我們把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定為開始擴大軍事行動的預定日期。
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我們應該準備美國空軍空襲北越目標和胡志明小道的計劃，目的在於摧毀河內的戰鬥意志及其繼續補給南方越共的能力。這與我們的地面行動計劃最終形成了我們以後數年的軍事戰略。當時和後來，參謀長們均未對下述問題做出充分估計：這些目標能否實現，軍事行動會持續多長時間，人員傷亡會有多大，資源消耗和所冒風險有多大。
為了完善空襲戰略，參謀長們列出了聞名的“九十四個目標名單”。名單包括北越的各個飛機嘗交通線、軍事設施、工業設施和軍事偵察路線。他們認為，空襲這些目標有助於防止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土崩瓦解。這項計劃沒有提到實施空襲的許多飛機將從南越的各個機場起飛，而這些機場的安全須由美軍來保衛。
我讀過建議書後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評估空襲這些目標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要求在參謀長中間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九月四日的討論中，陸軍參謀長哈羅德·K·約翰遜將軍認為空襲的理論基礎有嚴重缺陷。雖然參謀長們已多次聲稱“獲得成功的最佳軍事行動策略是（透過空襲）摧毀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及其支援南越暴動者的能力”，但哈羅德·K·約翰遜將軍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即使北越被完全摧毀，南越的越共暴動也會以目前的節奏持續很長時間，甚至會更加頻繁。”因此，哈羅德·K·約翰遜將軍告訴同僚，雖然轟炸北越可能會抑制南方越共的行動，“在南越及其邊界地區鎮壓暴動的戰鬥可能會獲得勝利”，但他建議暫時擱置“九十四個目標名單”，除非北越人或中國人入侵南越或寮國。他認為這項建議符合參謀長們的預計：空襲九十四個目標“極有可能”使北越人或中國人做出大規模反應。
但是九月八日參謀長們與我和馬克斯威爾·泰勒的“會談紀要”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和哈羅德·K·約翰遜將軍的其它觀點。
哈羅德·K·約翰遜將軍提出的空襲效果問題在此後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內既是我與總統爭論的根本問題，也是參謀長們與在越南的將帥之間爭執的問題。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國會還就此問題舉行了兩次聽證會，在聽證會上，軍事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以及軍方的代表贊同哈羅德·K·約翰遜將軍一九六四年提出的觀點（受到了總統和我的多項決定的支援）。
參謀長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凸現了其它更重要的問題。空軍和海軍中支援空襲的人相信轟炸會產生巨大效力，但他們沒有準確估計在特殊形勢下空襲的效果。陸軍（特種部隊除外）和海軍陸戰隊發現很難對游擊隊進行有效反擊。所有人員（包括我在內）都嚴重低估了河內的決心、耐力以及增援和加強南方越共力量的能力。
關於九十四個目標的有關問題，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覆見於一份軍事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