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報告中，這次演習的代號為“S—Ⅱ—64”，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聯合軍事演習局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舉行的。報告總結說，對北越進行“軍事轟炸不會很快使南越的暴動停止”，而且“對（敵人）較低的生活水平也許只能產生非常之小的影響。”
西貢政權解體的速度甚至快於我們與總統討論該採取什麼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馬克斯威爾·泰勒怒氣衝衝地來電說：“只有出現一個卓越的領袖才能扭轉局勢，但這裡沒有喬治·華盛頓。”自從肯尼迪政府組建以來，我們一直把政治穩定視為我們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現在馬克斯威爾·泰勒說這已做不到了。不久後提交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反映了他的判斷。報告稱：“在南越很難出現一個能夠主導戰爭的穩定的政府。”
這兩份評估本來應該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基本目標以及實現它的可能性。但我們沒有那樣做，主要是因為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由於我主要依據的是《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而且在書中經常引用它們，所以我先對它們做些介紹。一九五○年，中央情報局創辦了獨立的國家評估委員會，其使命是對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事件及其發展趨勢和前景進行評估。這些評估利用了來自各個情報機構的報告，包括國務院的情報和調查局以及軍方的情報機構。按照慣例，國家評估委員會把評估報告的草稿發給各個情報機構徵求意見，對於各種意見，國家評估委員會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然後，評估報告被轉至高階審查委員會——美國情報委員會，並最終呈送到中央情報局局長手中。他將把評估報告直接呈交總統和總統的高階顧問。
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大部分時間內，原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肯特領導著國家評估委員會。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見過的擁有最激烈和最強烈的地緣政治理念的一個人。即使我與他意見不一（這種情況不常出現），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報告對我影響極大。
九月九日，當我們與總統開會討論可能的行動策略時，他的軍事顧問們之間的巨大意見分歧就暴露出來了。空軍參謀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認為有必要立即對北越實施空襲。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G·“巴斯”·惠勒）、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部長、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和馬克斯威爾·泰勒大使均認為，我們不應對北越採取極端行動而使目前虛弱不堪的西貢政權過度緊張和勞累。
南越的政治動盪深深地困擾著林登·B·約翰遜總統，他十分擔心這種情況將使我們的一切努力付之東流。馬克斯威爾·泰勒直接了當地說，我們絕不能讓河內取勝。厄爾·G·“巴斯”·惠勒表示同意，他強調指出，參謀長們一致認為失去南越就意味著失去整個東南亞。迪安·臘斯克和約翰·A·麥科恩均表示同意。但是沒有人（包括我在內）詢問，我們是否能夠或者怎樣才能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總統最後指示迪安·臘斯克告訴那些希望立即進攻北越的參謀長們，我們不會讓我們的拳擊手在第一個回合都堅持不下來的情況下參加十個回合的拳賽。“我們至少應該讓他做好堅持三到四個回合的準備。”他嘟囔著說。引人注目的是，林登·B·約翰遜總統沒有討論過戰爭的升級將對競選產生什麼影響，當時離大選僅剩兩個月時間了。
林登·B·約翰遜擔心南越虛弱不堪是對的。四天之後，南越又發生了一場政變。這次政變是軍隊中的天主教徒發動的，他們認為阮慶將軍與佛教徒的關係太密切了。天主教徒進軍西貢，佔領了政府的幾個部門和設施，最後被忠於阮慶將軍的青年軍官趕走了。
與總統討論了此次事件後，迪安·臘斯克致電馬克斯威爾·泰勒說：“南越領導人的內訌現象給外界留下了極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領導人不能宣佈暫停內部的爭鬥，那我們參戰有何意義呢？”甚至小格蘭特·夏普上將也表示懷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電厄爾·G·“巴斯”·惠勒說：“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勢極不穩定，會給我們未來的行動方針造成某些嚴重問題……相信政府的決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報局同意這種觀點，指出：“目前的形勢將在未來幾周內繼續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脅美國在南越的現行政策和目標的政治基矗”在一片悽風苦雨中，喬治·鮑爾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長達六十二頁的備忘錄，對我們現行的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