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邦迪也不知道。
正如我述及的，迪安·臘斯克很少給總統寫備忘錄，我從未見他在不告訴我的情況下就軍事問題寫備忘錄。但這次他寫了，為的是表達他的信念和擔憂，他知道喬治·鮑爾的備忘錄中沒有這些內容。我想引述迪安·臘斯克的原文，因為他的觀點——如果我們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就會增加——對我們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他的原文是：美國承擔義務的完整性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如果我們的許諾靠不住，共產黨陣營會得寸進尺，使我們喪失地位，而且必將導致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只要南越人願意為他們自己而戰，我們就不能放棄他們而給和平和我們在全世界的利益帶來災難。
讀者也許會認為，迪安·臘斯克從南越的陷落中預見到這樣可怕的後果叫人難以理解，但是，考慮到我們那代人的經歷對他的影響（對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這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經歷過慕尼黑的綏靖政策；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和亞洲抗擊侵略的歲月；目睹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多次經歷過對柏林的威脅，包括一九六一年八月的那一次；經歷過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前不久經歷的是，共產黨中國宣告，南越的衝突是他們認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戰爭”。喬治·鮑爾的備忘錄沒有涵蓋這些根本問題，所以林登·B·約翰遜總統不再理會它了。
麥喬治·邦迪把四份備忘錄呈給總統，其中一份是自己的。他在備忘錄中改變了前一天向我表述的立常他寫道：“我料想您會仔細傾聽喬治·鮑爾之言，然後拒絕他的建議。
這樣一來，討論範圍相對縮小，只需在我哥哥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建議中選擇其一。“
總統第二天召集我們開會。他看上去非常苦惱。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他叫我再赴西貢，以考察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軍隊的要求。他派W·埃夫里爾·哈里曼前往莫斯科探索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援此項使命）。他指示喬治·鮑爾尋求與河內在巴黎的代表直接接觸的可能性（我所贊成的另一項謀求和談的動議）。
八月，我方與北越在巴黎的代表的接觸（代號為XYZ）開始了。國務院駐外機關事務局前官員埃德蒙·古利昂和北越代表梅文蒲（音譯）在巴黎舉行了秘密會談。埃德蒙·古利昂竭力探究河內的公開和私下宣告的真實意圖，以確定是否有可能展開實質性談判。但是，經過幾次令人鼓舞的會談後，北越突然於九月關閉了這個渠道。
在七月份的討論過程中，總統曾把一批被譽為“哲人”的兩黨老政治家召至華盛頓。他在任期間召集過好幾次，被召人員每一次都有所不同。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組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給他提出應敵良策。
“哲人”小組由知識淵博、經驗豐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組成。這一次的成員有：迪安·艾奇遜——杜魯門總統任內的國務卿，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奧馬爾·佈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將，表現出的是美國軍隊核心人物的那種沉著冷峻的職業作風；約翰·考爾斯——共和黨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論壇報》和《展望》雜誌的出版人，他的報刊是美國重要報刊中具有國際主義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律師，外交官，在朝鮮停戰談判中任艾森豪威爾的談判代表，贊同考爾斯的自由共和主義，信奉代表兩黨的國際主義；羅斯韋爾·L·吉爾帕特里克——標誌著約翰·F·肯尼迪和林登·B·約翰遜之間國家安全事務管理工作的連續性；保羅·霍夫曼——大富豪，工業家，主持過馬歇爾計劃，特別擅長髮揮美國商業的作用，使其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學著名化學家，標誌著核時代科學與政治的相互關係；阿瑟·拉森——杜克大學法學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為數名總統服務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學術界與政府結盟的象徵；羅伯特·洛維特——在杜魯門政府中擔任過副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名震一時；約翰·麥克洛伊——洛維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同事，戰後曾任美國在德國被佔領地區的代理領事。在這些人身上集中體現了他們那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初期獲得成功時具有的意志、自信和信念。
七月八日上午，這個小組的奧馬爾·佈雷德利、羅斯韋爾·L·吉爾帕特里克、喬治·基斯佳科夫斯基、阿瑟·拉森和約翰·麥克洛伊同迪安·臘斯克、湯米·湯普森、威廉·P·邦迪和我開了會。我們向他們全面介紹了情況，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並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