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可預測的一個重要問題。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越共和北越將進入河內國防部長武元甲所說的“第三階段”，即大規模作戰階段。在此階段，我們可以用常規的軍事戰術（“搜尋和摧毀”戰術）應付和消滅敵人。
我們可作進一步推測：如果越共和北越不進入第三階段，美國和南越軍隊可以發動有效的反游擊戰行動。
雖然我在與威廉·威斯特摩蘭及其參謀人員開會時詢問了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但我們的討論顯然很膚淺。現在回過頭看，我發現了當時的明顯失誤：當時和後來，我們在西貢和華盛頓均未對這些推測、問題和關於我們在越南的軍事策略的分析等進行激烈的辯論。在二十年的時間裡，我曾作為管理人員發現各種問題並迫使各個機構——常常違背它們的意願——對各種行動方案及其後果進行深入而切合實際的思考。我可能永遠也不會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有這麼做。
七月二十一日，我返回華盛頓，向總統提交了我起草的報告。報告的開頭是坦率但令人不安的評估：南越的形勢比去年糟（去年的形勢則比前年糟）。經過數月的僵持以後，戰爭的速度在加快。越共現在正在積極推進，以分裂南越和摧毀其軍隊……在沒有進一步的外援的情況下，南越正面臨著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失敗，其重要交通中心和人口居住中心（特別是在高原地區）正在滄陷，軍隊正在被擊垮……民眾的信心正在喪失。
我繼續寫道：沒有跡象表明我們已經切斷了北越對越共的物資供應。在越共的物質需求非常之低的情況下，我們似乎不可能切斷這種供應……我們對北越的空襲也未產生明確的證據表明河內願意以理智的態度坐到談判桌上來。北越和越共似乎相信南越的垮臺已指日可待，除全面控制南越以外，他們似乎不打算接受任何其它解決方案。
我回顧了我們研究過許多次的三種方案：一，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撤退——這無異於無條件投降；二，繼續奉行現行政策——這將最終迫使我們選擇第一種方案；三，滿足威廉·威斯特摩蘭提出的增派我國軍隊的要求，同時努力開啟談判之門——就近期而言，這樣可以避免失敗，但會增加以後撤退時的困難和代價。
我被迫做出第三種選擇，我認為這是“獲得任何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的前提條件”。最後我講了自己的判斷：“本備忘錄中建議的行動策略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可以接受的結果，如果軍事和政治行動能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伴之以越來越大的力量和決心的話。”以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我的判斷是錯誤的。
我在西貢時，賽勒斯·R·萬斯曾致電告訴我，總統“目前打算”批准我建議的軍隊數量。在我返回華盛頓後的一週內，我和他至少每天見一次面進行詳細討論，直到總統做出決定為止。在不同時間參加詳細討論的還有負責國家安全的高階官員，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和海、陸、空三軍部長（保羅·H·尼采，尤金·朱克特和斯坦利·裡索）。除喬治·鮑爾外，大家都支援我的建議。
七月二十七日，總統批准了增派軍隊的計劃，並在七月二十八日中午的演說中向美國公眾宣佈了他的決定。但是，他沒有批准與此相稱的軍費開支。據我估計，在一九六六財政年度還需增加一百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然而總統在一些國會議員的支援下，決定控制初次要求撥款的數額（遠遠低於我的估計數字）。他答應在一月份“數字更確切時”再要求進一步撥款。他還斷然拒絕了我提出的增加稅收以支付軍費和控制通貨膨脹的建議。我是在一份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的高度機密的備忘錄中提出軍費開支估計數字和增加稅收的建議的。甚至財政部長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都不知道這份備忘錄。
當總統看到我的備忘錄和財政建議時，他說：“你能得到多少贊成票？”（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認為增稅議案不會被國會透過）“我不知道能得到多少，”我回答：“我知道這很難，但你可以設法讓立法人員贊成它。”
“你把你的建議提交到國會，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再來找我。”
我照辦了。結果當然是沒有得到足夠的贊成票。我把情況告訴了總統，並說：“我寧願為正確的東西而奮鬥，而不願不做任何嘗試。”
他盯視著我，惱怒地說：“真要命！鮑勃。這正是你的弱點所在——你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已多次提醒過你，富蘭克林·羅斯福曾試圖在最高法院安插許多自己人，但他失敗了，因為他過不了國會這一關。”
他有些誇張，但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