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已處於這樣一個階段。我相信，國防支出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可形成兩條上升的曲線，在到達某一點之前，兩條曲線同步上升，之後，曲線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斷美國到一九六六年會達到曲線的平坦處，我相信我們現在已到達了這一點。
我告訴編輯們，與增加軍費相比，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那些真正需要並要求我們幫助的國家，但提供幫助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他們願意並能夠自助。”我提到，窮國與富國之間已經很危險的距離仍在擴大，在一些國家中財富正在製造社會和政治的緊張，並經常導致國家間的衝突。總之，我相信，我們應透過把更多的美元從軍費中轉到對外援助上來，以便獲得國家安全。
在戰爭年代，人們大概不會指望聽到一位國防部長說出這種話。這次講話遭到國會中鷹派的猛烈抨擊，給總統（他對此並無明確態度）帶來很大的煩惱。但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這種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給喬治·伍茲那樣的答覆。當時，剛吃過午飯，他告訴我，他作為世界銀行總裁的五年任期即將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他希望我能夠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強烈的興趣，但同時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