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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曾把與喬治·伍茲的談話告訴了總統。總統一直沒再和我提起過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總統突然問起這件事有什麼新的進展。我告訴他，我仍對喬治·伍茲的建議感興趣，但只要總統需要，我會留在國防部。
“你應該得到這個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總統說，“我的責任是幫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許可權之內的任何東西。”
“人們對總統負有責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說。這件事就這樣擱置下來。
十一月八日喬治·伍茲來拜訪我，我們一起乘車到白宮，我要在那裡參加一個午餐會。喬治·伍茲說，銀行的新總裁很快就將被選出，他想告訴喬·福勒——財政部長和美國銀行行長，他負責提名——我就是他提出的候選人，但直到幾年後，喬治·伍茲才告訴我總統和喬·福勒做了什麼。在向世界銀行董事會提出我的名字之前，喬·福勒去徵求總統的意見，喬治·伍茲說他自己想做世界銀行的總裁，因此他告訴總統，按照慣例要提出三個名字。總統用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好吧！那三個名字是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
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金融時報》登載了我被提名的傳聞。兩天之後，喬治·伍茲和世界銀行的五名董事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提出了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B·約翰遜總統宣佈我將離開五角大樓去世界銀行。
最大的諷刺是我不知道總統自己是否確切地意識到：為什麼我們會分手？這種分離是怎樣發生的？他知道我對政府和他都是忠誠的。正如我曾說過的，我感覺得到他對我懷有同樣強烈的感情，儘管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沒想過我會辭職。我相信，我沒有這樣做使他感到寬慰。
那麼，為什麼我要離任？並不是因為我生病了，雖然報紙報道了這樣的傳聞。總統曾對他的助手說擔心我會自殺，就像杜魯門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V·福雷斯特爾那樣。
從那時起，大家似乎都認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並沒有如此。
我的確感到有壓力，我與美國總統不和，我提出的問題沒有得到回答，我異常緊張，但我並沒有接受治療。除了偶爾吃幾片安眠藥片外，我沒有服用任何其它藥物，也從沒想到過自殺。
事實是，我得出了結論，並直截了當地告訴總統，在越南的任何軍事行動都不可能使我們達到目標，因此，我們應該透過談判尋求一個比較接近的政治目標。林登·B·約翰遜總統不準備接受這個事實。對我們雙方來講，情況越來越清楚，我不會改變我的判斷，他也不會放棄他的看法，因此，必須做出某種決定。
很多朋友在當時和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都說我做錯了，他們認為我應該辭職，以表示對總統政策的抗議。在這裡，我要解釋為什麼我沒有這樣做。總統（除副總統以外）是政府行政機構中唯一的民選官員。他指定每一位內閣成員，內閣成員除總統外沒有自己的選民，因此，內閣成員對人民負有責任，內閣成員的權威和責任來自總統。但是，也存在這樣的事實，即由於內閣成員經常在公眾中露面，有些內閣成員會形成獨立於總統之外的權力。
從某個角度來講，我擁有了這樣的權力，一些人說，我應該透過辭職來使用這個權力，向總統的越南政策挑戰，為那些尋求改變這一政策的人帶個頭。
我認為，那將有違我對總統所負的責任和我擁護憲法的誓言。
我永遠不會忘記迪安·艾奇遜告訴我的事。迪安·艾奇遜說，三十年代初他在羅斯福任職期內做財政部副部長。當時，他發現自己無法接受總統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辭職了。羅斯福曾對他說，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憲法規定辭職的官員，我決不會忘記這個教訓。
簡單地說，儘管我與林登·B·約翰遜在越南問題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舊忠實於政府，忠實於他。我感覺到，他對我抱有同樣強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離開的那一天，我仍舊相信我可以影響他的決定，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留在我的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個月後我離開五角大樓的這段日子裡，危機接踵而至。北越部隊攻打遠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軍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