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更高度的政治聯合必然會隨之出現（儘管有對“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反對），這將加強西歐在世界政治中的實力。
到下個世紀中葉，幾個過去我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將會在人口和經濟實力方面出現引人注目的增長，從而成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力量。印度將擁有十六億人口，奈及利亞和巴西的人口將分別達到四億和三億。如果中國在二○○○年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經濟目標，並在以後的五十年裡保持一個並非驚人但卻令人滿意的增長速度的話，它的十六億人口的人均收入將達到富裕水平——西歐二十世紀中葉的水平。
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西歐、日本和俄國。那將的確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強國。當然，這些數字並不很精確，引證它們的目的，只是為了強調我們面前即將出現的巨大變化。
美國將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會生活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因此，它必須修正它的對外政策和防務計劃，以便適應逐漸變化的現實。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顯而易見，無論是在超級大國之間——看起來至少會有五個：中國、歐洲、日本、俄國和美國——還是在超級大國與其它國家之間，都需要發展一種新的關係。
很多政治理論家，特別是那些被稱之為“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們預言，世界將回歸傳統性強權政治的格局。他們斷言，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競爭的消失將會引起傳統關係的復歸。這種關係形成的基礎是：國土規模和經濟實力。因此，美國、俄國、西歐、中國、日本和印度將會在自己的疆域內尋求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在世界上其它一些不穩定的地區爭奪支配權。例如：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就這一觀點闡述道：“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超級大國間全球競爭的結束。當意識形態的尺度退色後，剩下的並不是和平與和諧，而是曾經風行過的世界政治格局。這種格局的形成基於幾個強國為擴大影響而進行的競爭，以及它們對本國利益的追求。亨利·基辛格也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冷戰中的勝利，已將美國推入一個與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家體系十分相似的世界……超越一切的意識形態爭端或戰略性威脅的消失，使各國可以將其對外政策的基礎逐漸轉向對本國直接利益的追求。在一個由五到六個主要大國和形形色色小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裡出現的秩序將會與過去幾個世紀中的情形相似，國家在對自己利益的競爭中形成和諧與平衡。
亨利·基辛格與邁克爾·桑德爾教授對冷戰後世界國際關係的觀點，基於深刻的歷史性。但我認為，這種論點與目前相互依存關係日益緊密的世界並不一致。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都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中獨立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體系中，各國在政治、環境、國家安全等方面都已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聯。聯合國憲章為這個世界中的國際關係提供了框架，其遠比強權政治的信條更為合適。
持這種觀點的遠遠不止我一人。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卡爾·凱森曾這樣講過：“那種將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將武力威懾作為秩序基礎的國際體系已不再是唯一的可能了。尋求一種不同的體系（基於集體安全）……已不再是追求一種幻想，而是對必要的目標所進行的必要的努力。”
喬治·F·凱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在外交事務委員會為他九十壽辰舉行的慶祝會上說過，幾世紀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局面：沒有什麼預期的超級大國間的衝突會威脅世界和平。至少在近期內這種超級大國間的和平使得追求和探索對於冷戰後世界的設想，真正成為可能。同時，它也使透過維持保護自己及其利益的能力，避免世界回到大國競爭的時代，成為可能的事情。
維持這種能力並不意味著國防支出應停留在目前這種過高的水平上。例如：美國一九九三年財政年度的整個軍費支出是兩千九百一十億美元，以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比爾·克林頓總統跨越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度的五年防衛計劃，比一九九三年的支出水平也只有很少的下降。一九九九年的國防支出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後的美元計算，比冷戰中期的尼克松總統時期僅低了三個百分點。
美國的國防開支相當於世界上其它國家國防開支的總和。
這樣一種防務計劃完全不同於我對冷戰後世界的看法，同時，它也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同樣至關重要的國內財政方案格格不入。這種防務計劃假設，在北約以外地區的衝突中——如伊拉克、伊朗或朝鮮半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