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可相對的簡單明確，但那些與維護政治秩序和在國內避免大規模屠殺有關的條款——如一九九四年在盧安達的情況——則不能過於簡單。
幾個基本的問題必須澄清：我們應對什麼程度的人類苦難予以反應？根據聯合國確定的全球公約和一九八九年我國的立法：美國同意加入反種族屠殺的活動。但是什麼樣的行動可定義為種族屠殺呢？一九九四年六月，美國政府確認二十多萬盧安達人的被殺是“種族屠殺行為”，但同時卻拒絕宣告該行動屬於條約中規定的範圍。
難道，那裡不正是一個種族大屠殺的典型例子，而需要國際社會給予公正的干預嗎？那麼，我們究竟應在什麼情況下進行干預呢？是為避免外交失利和暴力衝突的出現，還是當屠殺開始升級之時？當某個國家陷入這種局面時，我們又該做出何反應呢？——如前南斯拉夫的情況——當他們聲稱，外部干預是明顯地侵犯他們的主權之時。對此，我們也已經看到，非洲統一組織和美洲國家組織在支援這種干涉時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所有以上所說都提醒我們，在規定介入的標準時應該認清：正如我們在越南得出的教訓，軍事力量在推進國家建設程序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僅憑軍事力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