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以上所說都提醒我們，在規定介入的標準時應該認清：正如我們在越南得出的教訓，軍事力量在推進國家建設程序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僅憑軍事力量本身，並不足以重建一個“已經失敗的國家”。
同時，我們也應使美國人民明白，這類問題至少需要幾年的時間來回答，但我們應努力促進該問題在我們國內乃至國際論壇中的辯論。某些問題或許永遠得不到解決，這需要時間。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可能糾正所有的錯誤。我們認為，使用武力維持秩序是適當的，但在這樣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這種判斷是否正確還無法斷言。因此，它必須接受檢驗，必須搞清，它是否符合那些共同參與決策、協助其實施、並願承擔所付代價國家的利益——這是我們從越南得出的另一教訓。
有時，美國的軍事介入不應僅站在人道主義和維持和平的立場來評價，而應基於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毫無疑問，如果是對我們國家的直接威脅，我們在與國會和美國人民做適當的商量後，應該也願意單方面採取行動——如果威脅不是直接的，但具有潛在的嚴重性——例如，在科索沃和馬其頓的衝突可能引發一場大的巴爾幹戰爭，使希臘、土耳其甚至義大利全部捲入——我們應該如何反應？我強烈地呼籲，我們的行動應該基於這樣的原則：多方協商決定，共同承擔責任——這是從越南得到的又一個教訓。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更多的將不是像越南那樣的“有限戰爭”。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一九九一年三月在林登·B·約翰遜圖書館落成典禮上談到越南戰爭時曾說：“當時我覺得我們就像被捆住了手腳”，但是，“我們應對林登·B·約翰遜總統沒有讓戰爭在地理上擴大記上一功。”
當然，越南告訴了我們打一場有限戰爭是多麼困難，它使美國長時間地遭受重大傷亡，但事實也證明，有限戰爭比無限戰爭更可齲在捲入這類衝突前，美國人民必須明白我們將面對的困難，美國軍隊也必須清楚地知道和接受他們行動時所受的限制。如果我們的有限目標在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價後無法達到，那麼，我們的領袖和人民必須有決心放棄已付出的代價，立刻撤退。
我們必須從越南的教訓中學會怎樣有效地組織有限戰爭。我們在那裡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建立一個由高層文武官員組成的專門機構，從而對那裡的工作進行詳盡而專門的指導。我所講述的決策過程曾令人震驚地不斷顯示出，我們沒能把最基本的問題公之於眾；而我們對此疏忽也沒有清醒的意識；總統顧問班子中對戰爭程序的深刻分歧既沒有被擺上桌面來討論，也沒有最終得到解決。
正如我曾講過的，導致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沒有進行適當的組織工作，在華盛頓沒有專門處理越南問題的高層官員。由於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他們的助手們都把注意力分散於一大堆複雜而又急需應付的事務中，致使我們的一些弱點未能被預見，特別由於我們沒能對大部分基本問題進行系統的討論。為避免這種問題的重演，我們應在最高層建立一個專職的班子——丘吉爾曾稱之為戰時內閣——使其將全部注意力集中於越南問題。這個班子至少應包括：助理國務卿、國防部長助理、國家安全顧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們應每週在規定的時間與總統聚會並進行長時間的連續討論。每月還應召開包括有美國駐越南大使和軍事指揮官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應本著公開和坦率的宗旨，就像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行政委員會的討論那樣——這將有助於避免災難。在指導所有將來的軍事行動時，都應建立同樣的組織管理系統。
最後，我們還必須明白，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果——特別是在當前這種使用高度複雜和具有極大破壞性武器的時代——是很難預計和控制的。因此，除非我們的國家安全確實受到直接威脅，我們應儘量避免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這些就是越南給我們的教訓。願上帝保佑我們能吸取這些教訓。
我想對越南問題再說幾句最後的話：讓我簡單直言，我希望得到大家更深的理解：為了我們所認為是美好和崇高的理由，美利堅合眾國在越南進行了八年的戰爭。兩黨政府都想透過這一行動保護我們國家的安全，防止共產主義極權勢力的擴張，推動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三屆政府都做出了進行這一戰爭的決定。這些決定要求美國人民做出犧牲，我們的人民也的確在這些目標和價值的名義下經受了可怕的痛苦歷程。
人們總是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