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碰到這樣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覺時打鼾，原想等巴老睡著了我再睡。可是他睡著以後，我卻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記敘當時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次見面，我不敢深談，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離開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時回到那要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幹校。我淋著大雨去車站，滿臉是水，有雨水，也有淚水。
我和巴老的交往（2）
作家李累看了我寫的散文《我淋著雨，流著淚，離開上海》後說：“李致想見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國統區做地下工作一樣，悄悄地相會；叔侄同睡一張床上，也‘不敢深談’。難道這僅僅是巴金與李致兩人的遭遇嗎？不！這個側面，這個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華民族的悲劇。”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幫”，巴老在信上給我說：“‘四人幫’垮臺我可以安心睡覺了。我得罪過張、姚，倘使他們不倒，總有一天會把我搞掉，這些‘人面東西’。”接著又盼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這一期間，我和巴老有過多次見面和深夜長談，互相搶著說話，直到九姑媽一再催促才上床。
八十年代後期，當巴老因為寫《隨想錄》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時候，他曾希望我退下來幫他做點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記、佚文、書信等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時候，代替他幫助王仰晨編好《全集》的後一部分。可是我又當選為省政協秘書長，以致巴老感到“現在這些都成為空想”，這也是我感到十分遺憾的。如果我久沒去上海，巴老會惦記我。一九###年七月，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我仍在醫院，大約###月回家。回家後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機會過上海時，可以找我談談，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燒的火，它有時也發發光，一旦錯過就完了。”這一生，巴老為我付出很多，我為巴老做得很少。我寫過一篇名為《不知如何彌補》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內疚。從一九七二年起，巴老給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成長的。我喜歡讀巴老的書，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記者問我巴金的侄子這個“身份”給我帶來什麼？我說“身份”不能帶來什麼，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說“身份”帶來什麼，就是讓我接受許多重複的採訪，浪費一些時間；讓我損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收不回來。
巴老一貫重視做人，對此我有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來，我在這方面寫了一些散文和隨筆。去年，為慶祝巴老百歲華誕，三聯書店為我出了一本書，名為《我的四爸巴金》，彙集了我所寫巴老的散文和日記。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寫在這本書上了。巴老不喜歡他的親人寫他，我們的小林、小棠至今沒寫過巴老，其實他們比我感受更多更深。一九八一年，我用筆名寫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遠不能忘記的四句話》）。發表後，有一些報刊轉載。上海的《兒童文學選刊》要我寫作者簡介，我怕“露餡”，不敢寫。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兒童開展“向巴金爺爺學習”的活動中，一家報紙未與我商量刊載了全文，並把筆名換成本名，在姓名前還加上了我的職務。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頗為尷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寫的是事實，沒有瞎吹，文責自負。以後乾脆用本名寫有關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這個過程，沒有就此責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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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1）
巴老很看重做人。一九四一年，他教我“說話要說真話，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一九九三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臨別前一天下午交談，他第一句話就說：“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巴老這句話，我當成家訓，請人書寫為橫幅掛在牆上。
巴老對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講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餓死也不出賣靈魂”的骨氣。我一九七三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驚的變化是：巴老滿頭白髮。它印證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體上所受到的迫害。給巴老加上各種罪名，在全市電視大會上批鬥。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書”。巴老的家幾度被抄，六、七間書房被封，全家人擠在樓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農村當“知青”。稿費存款被凍結，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