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取生活費。我問巴老生活上有無困難？他說：“已經告訴姑媽，必要時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國一樣，只吃麵包。”巴老的夫人蕭珊在磨難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時治療而離開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見蕭珊媽媽全身蓋著白布床單，巴老穿一件短袖襯衫，左袖上戴著黑紗，兩手叉著腰，低著頭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現場，和家人一起給蕭珊媽媽告別。
這次見面，令我最寬慰的是：巴老身體健康，精神未垮。儘管我們不敢深談，我能感受到他十分關心國家民族的未來。他在家裡翻譯赫爾岑的書——明知無法出版，只為送給圖書館，供人參考。以後知道，巴老每天翻譯幾百字，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黑裡行路，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的統治那樣詛咒“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巴老當時平靜從容的態度，表現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頭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筆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所說：“我即使餓死，也不會出賣靈魂，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幫”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幾次骨折，舉筆重千斤。巴老在與疾病作鬥爭的同時，一直堅持寫作。我工作過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選集》（十卷本），最後一本近作結集《講真話的書》，包括了他重新提筆後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萬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八十年代末，巴老曾對我說，在他做完工作以後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俠小說。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時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時候？我多次勸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而他一再強調：“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沒有意義。”我們還為此辯論。我說“人有不可迴避的自然規律”，他已做了很大的貢獻，即使不能工作，他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說冰心健在對他就是力量，但他實際上仍像“春蠶”吐絲一樣地工作，說自己“已死絲未盡”，編《全集》和《譯文集》，艱辛地為此寫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學習，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獻給他熱愛的讀者。當我六十歲快離開領導工作崗位時，他笑著對我說他“六十六歲才進‘五七’幹校”。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啟示和鼓勵。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養活自己。他歷來對自己的物質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幫助有困難的讀者和親友。新中國成立後，直到今天，他不領取工資。“文革”中被凍結的存款，其實是他的稿酬。存款解凍後，僅一九八二年一次即捐了人民幣十五萬元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對“希望工程”和救災，他也常請家屬或工作人員隱名捐款。當時，巴老在四川出書，不要稿酬，出版社為他翻洗照片，他卻親自到郵局寄還費用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另一巨大“財富”是大量藏書，多次分別捐給國家圖書館。目前我們國家仍實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說這些，絕不是希望作家放棄稿費，或都去捐贈，我只是想從這個側面反映巴老的人品。
三是巴老經過認真的反思，堅持獨立思考和主張講真話。“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同時，仍有不是運動的運動。巴老不唯上，不隨聲附和。在講假話成風的年代，巴老主張大家講真話。講真話的主張，受到廣大讀者和作家的歡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責。巴老對這些指責十分坦然。在我們的交談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長官點名。他說：“倘使一經點名，我就垮下，那算什麼作家？”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高階官員，主張不寫“文革”，巴老寫信給這位高官，說自己是這個主張的受害者（因為受這個主張的影響，巴老發表在香港報紙的一篇涉及到“文革”的文章被刪節）。
人各有志，最要緊的是做人（2）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對我來說，我按計劃寫完《隨想錄》，而且出齊兩種版本，想說的話都說了，該滿意了吧！可是想到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和善良溫順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寧。對，人怎麼能只考慮自己呢？不管怎樣，我提出來：大家要講真話，為了這個，子孫後代一定會寬容地看待我的。我只能盡力而為。”一九八八年冬，又寫信說：“……（我）又老又病，活下去總有些痛苦，但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終放不下這筆。”
四是巴老不做盜名欺世的騙子。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動來證明和補寫他所寫的、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書，不收稿費。一九八一年，出版社擬用巴老的稿費設立巴金編輯獎，巴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