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成都舉行，他用了半年時間把巴老作品的書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並請艾蕪老人題簽。他希望我為他介紹，以便他到上海把這些印章送給巴老。張珍健幼時患骨結核雙腿致殘，一生拄著雙柺。看見他誠懇的態度和辛苦的勞動，我被感動了。我向他說明了巴老的近況，試圖尋找一個折衷方案：我去信徵求巴老的意見，能否用十五分鐘時間會見他。張珍健表示同意，願意靜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說：“張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個（巴老的記憶有誤，是五十六方）印章，我感謝他的好意，但是我不願意舉行一種接受的儀式，讓人們談論、看熱鬧，也不願意讓他把印章送到上海親手交給我，只為了一刻鐘的會見，這樣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顯得不近人情。總之煩你告訴張同志，不要來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領了。我看由慧園代收，不好嗎？將來還可以在慧園展覽。”讀完信，我感到自己考慮很不周到。我雖然沒有建議舉行“接受的儀式”，但的確沒有想到“為了一刻鐘的會見”，讓張珍健專程到上海“顯得不近人情”。我當然尊重巴老的意見，立即給張珍健打了電話，委婉地作了解釋，請他諒解。
一九九二年春我去美國探親，一九九三年回到成都，偶然在一個雜誌上看到張珍健的文章《巴金訪問記》。原來他已在一九九二年秋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收到《印譜》以後，既高興又謙虛地說：“你不值得花這麼多時間和工夫，我過去那些書都是亂寫的，沒有多大意思。”巴老和張珍健交談了五十多分鐘（我原建議十五分鐘），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給他，並題字簽名。臨別的時候，八十七歲高齡且舉步維艱的巴老，堅持把張珍健送到大門外。張珍健一再請巴老留步，巴老卻說：“你不遠千里專程來訪，我送送你是應該的。”
總起來說，我感到巴老是當今的快樂王子。大家都知道〔英〕大衛·王爾德有一篇叫《快樂王子》的童話。快樂王子的像，高聳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貼滿純金葉子，一對眼睛是藍寶石做成的，劍柄上嵌著一顆大紅寶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見“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見一年輕人“餓得頭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寫一個字”；看得見賣火柴的小女孩“沒有鞋，沒有襪，小小的頭上沒有帽子”，她“現在正哭著”；……快樂王子請求睡在他像下的小燕子代他去幫助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先摘掉紅寶石，再取下他的眼睛，然後拿走身上的貼金。小燕子本來要去埃及過冬，但他被快樂王子善良的心感動了，他不願離開快樂王子。最後，他吻了快樂王子的嘴唇，跌在王子腳下，死了。我早年讀過這篇童話，它深深地震撼過我的心，也使我流過不少眼淚。隨著對巴老的瞭解，我豁然開朗，感到巴老不正是當今的快樂王子麼？他從不索取什麼，卻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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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多的人理解
巴老曾對我說過，“能夠多活，我當然高興，但是我離開世界之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受到人們的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巴老的真誠無飾，把心交給讀者，廣大讀者是理解巴老的。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在大半個世紀中，巴老受到過一些誤解和指責。
“無政府主義者”這個稱謂，就是長期對巴金的指責。中國的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道路十分曲折。巴金在早年信仰無政府主義，許多知識分子如此，毛澤東也如此。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重慶會見巴金。毛澤東問巴金：“你年輕時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嗎？”巴金說：“是。聽說你也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反對權威反對專制，強調個性自由，雖然屬於空想的社會主義，但是在反對舊社會舊的專制統治上，起過積極的作用。巴金早年是無政府主義者，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他參加新思想啟蒙運動，繼而又堅決擁護抗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魯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稱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再舉被巴老稱為他的“第三個先生”吳先憂為例：吳先憂信仰無政府主義。他認為勞動神聖，脫離了學生生活去學裁縫。辦刊物缺錢，他經常多穿衣服進當鋪，把當衣服的錢捐給刊社。他任中學校長時，拒絕參加國民黨主辦的廬山集訓，多次保護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我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在重慶被捕（當時我已是黨員），也是他親自把我保釋出來的。令人高興的是，近幾年理論界對無政府主義已經開始有較客觀的評論。
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一些評論家指責巴金的作品沒有給讀者指路。他們認為巴金只是揭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