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社會的腐朽，但青年人離開封建家庭以後幹什麼？巴金沒有指明出路。政治家以施政綱領指路，文學家以作品淨化讀者心靈。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對的，也有指錯的。毛澤東為建立新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他晚年卻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這樣偉大的改革家，對於具體怎樣改革開放，也採取科學的態度：主張“摸著石頭過河”。政治偉人尚且如此，怎麼能苛求一位作家來指路呢？如果談到巴金著作的影響，當年有人在延安做過調查，很多知識分子是受巴金小說《家》的影響，投身革命的。這個情況，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去重慶和談時對巴老說過。事實證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於革命、有利於社會進步的。
八十年代，巴金提倡講真話。有些理論家指責說，真話不等於真理。真話的確不等於真理，這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講真話是針對講假話而言的，不能因為真話不等於真理而反對講真話。難道主張講假話？如果一定要把真話與真理聯絡在一起，應該說：只有講真話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講假話的人永遠與真理絕緣。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不難看清誰是誰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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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和他的兩個哥哥（1）
這裡所說巴老的兩個哥哥，是大哥李堯枚、三哥李堯林。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日，巴老與我有一次談話，其中有兩處很動感情。他說：“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兩個哥哥對我都很好。他們兩人都是因為沒有錢死掉的。後來我有錢也沒有用。”“……他們都不願意死，結果死掉了，就是因為沒有錢。……所以我也不願過什麼好生活。他們如果有點錢，可以活下去，不至於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來……”。其間，巴老兩次痛哭失聲，談不下去。
去年，《中華讀書報》記者祝曉風問我他們三兄弟之間，感情為什麼這樣深？我認為除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外，還因為他們都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正如巴老所說：“（五四運動）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裡敲起了警鐘。大哥的被忘記了的青春也給喚醒了。我那時不過十四歲半，我也跟著大哥、三哥一起貪婪地讀著本地報紙上關於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本地報紙上後來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使我們的心非常激動。我們覺得它們常常在說我們想說而又不會說的話。”還說：大哥設法買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後來他甚至預先存了一兩百塊錢在華陽書報流通處，每天都要去那裡取一些新到的書報回來。……當時在成都新的書報很受歡迎，常常供不應求。”“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出一些時間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肯輕易放過。有時我們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們聚在一起討論這些新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後來我們五個人又組織了一個研究會。”
我最近寫了一篇短文，名為《一部舊書一片兄弟情》。說的是一九七六年，巴老寄了一部在“民國二年”（即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法國革命小說”《九十三年》（上下冊）給我。作者是囂俄（即雨果），譯者自稱東亞病夫。上面有我父親的圖章，刻有他的號“李卜賢”三個字和拼音，又蓋有“堯林圖書館”的章，還有巴老用毛筆書寫的“李卜賢先生捐贈”幾個字。這應該是早年他們三兄弟一起讀過的書。巴老在信上說是他在四二年那次回家帶走的。一九四五年，李堯林逝世，為紀念三哥，巴老擬成立堯林圖書館，在書上蓋了這個印章，並寫上“李卜賢先生捐贈”這幾個字。由於多種原因，堯林圖書館沒辦成，但書完整無損。這本書，是當年他們讀新書報的見證，也反映了三兄弟的手足深情。
巴老的大哥贊成劉半農的“作揖主義”和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正如巴老所說：“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論，一方面順應舊的環境生活下去。順應環境的結果，就使他逐步變成一個有兩重人格的人。”大哥支援巴老和三哥去南京讀書，繼又克服家中的經濟困難，幫助巴老去法國留學。後又鼓勵巴老寫小說《春夢》（即小說《家》）。他在最後一封信上對巴老說：“《春夢》你要寫，我很贊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贊成。實在的，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我自從得到《新青年》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寫一部書來，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歡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現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寫成罷。怕甚麼罷。《塊肉餘生》過於害怕就寫不出來了。現在只好等著你快寫成了在《小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