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推銷行為也毫無免疫力。據估計，製藥業2000年舉辦了30萬次假教育，這佔了全部後續醫藥教育活動的四分之一。
製藥公司對那些被稱為思想領袖的人尤為關注。這些人通常都是著名專家，他們在醫學院或教學醫院工作，撰寫論文並編輯教材，還在醫學會議上做演講——所有這些活動都會極大地影響他們所在領域內藥物的使用。思想領袖的影響力很大。製藥公司給他們大量的便利條件，邀請他們擔任公司的榮譽諮詢師和演講者，為他們到豪華之所參加會議付費，表面上卻假裝是為了聽取這些人的建議。在許多強調藥物的醫學專業中，基本上找不出一個沒有接受過製藥公司報酬的專家。製藥公司以“美食、奉承和友情”來招攬醫生。對於思想領袖來說，奉承顯然更為重要。他們被告知他們的專家意見對於公司開發新藥有多麼巨大的貢獻。但是實際上，思想領袖通常都是臨床醫生，他們是在藥物被開發出來之後才研究藥物的。他們能給製藥公司帶來的利益只不過就是說服其他更多的醫生開處方罷了。
我在第六章中提到過布朗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病學科主任為生產抗抑鬱藥的公司做諮詢一年就賺了50萬美元。在我任主編期間，《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他和他的研究人員關於抗抑鬱藥物的一篇論文。雜誌中沒有足夠的版面將所有作者的利益衝突披露出來，完整的名單被列示在網站上。在一個腳註中，我寫到：“我們的政策要求原創論文的作者披露所有與被研究藥物製藥公司或其競爭產品製藥公司的財務聯絡。在本文中，由於作者眾多，他們與相關公司的財務聯絡也很多，受版面限制，在這裡無法全部披露出來。然而，讀者應當注意到，12名主要作者中除了一位之外都與百時美施貴寶公司有財務聯絡，而這家公司贊助了這項研究，該公司與其他一些公司都生產用於精神疾病方面的藥物。這種財務聯絡包括諮詢、接受研究資助和獎勵、參加建議委員會。”我還寫了一篇相關的社論，題目是“學術醫藥研究是為了銷售嗎？”，在文章中我表達了自己對商業和學術研究日益混雜的擔憂。後來，一位讀者給編輯寄來一封信，很有技巧地問道：“學術醫藥研究是為了銷售嗎？當然不是。現在的掌權者對這種情況高興得很呢。”
職業會議
職業協會的會議，比如美國心臟病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和美國血液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都由製藥公司部分贊助。這些會議是很多醫生的後續教育場所。每年一度的會議都有上千名醫生參加，製藥公司會召開它們自己的座談會——有免費的午餐和晚餐。幾年前，我參加過一個這樣的座談會。它在主會場旁邊的一個四星級酒店舉行，大概有兩百名醫生參加。會議的主題是骨質疏鬆症。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贊助者生產那幾種治療骨質疏鬆症的藥物中的哪一種，但我很快就猜出來了。一張接一張的幻燈片，就是那個在所有藥物列表中位居第一的那種藥，即使它可能是最無效的。在討論多數假定的病情時，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來拒絕使用某種更有效的藥。例如，一個病人除了患骨質疏鬆症外還患有潰瘍，因此就不能給他使用那種最有效的藥物。但是實際上，這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情況。簡言之，整個座談會傾向於第三種治療方法。主演講者是一所著名醫學院的很有名的內分泌專家。這位專家後來告訴我，那個公司給他的部門贊助了10 000美元，而且還負責這次活動的費用，並付給他一筆酬金。他的幻燈片也是該公司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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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裝成教育的推廣（3）
許多大型職業會議就像雜貨鋪，到處都是製藥公司俗氣的展示，還有朋友般的推銷員用禮物極力遊說醫生的場景。醫生在這巨大的展廳裡四處遊蕩，手上拿著印有製藥公司標誌的帆布袋，滿心歡喜的樣子，大口嚼著免費的食物，盡情享受各種免費服務，如膽固醇檢測、打高爾夫球。這些會議不是嚴肅的職業會議，那氣氛就像是一場內部預演的小販叫賣會。
有篇文章對此做了生動的描述。《波士頓環球報》的一名記者描述了她在美國精神病學會（APA）的年會上與一位精神病醫師相遇的經歷：
Ivonne Munez Velazquez，來自墨西哥的精神病醫師，翻著她的帆布袋，興奮得像萬聖節的小孩。來參加美國精神病學會的年會，她得到了抗抑鬱藥Prozac的製造商贈送的一個雞蛋樣的小鬧鐘；另一種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