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被外資利用，受其盤剝。合資的合同條款不利於中方，導致外資絕對主導合資企業；合資企業多數從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產，即使是從事核心部件生產，也多由外方技術人員佔據核心崗位，因此合資無法真正引進技術；合資公司享受兩免三減稅收優惠，國家及地方稅收沒有得到增長；在相當一部分合資企業中，還以關聯結算（高價進口裝置零部件、低價出口產品）控制合資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故意把賬做虧損，把收入轉移到境外總部。一些案例表明，國企被外方控股後，上交稅費還不及賤賣國資損失的零頭，通常還把一半以上的職工趕走下崗——就這樣，外資獲得了超額利潤。
合作應該是平等互利和雙贏，但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也應自問：“連產權都送給狼了，哪來的雙贏？”
因此，本土企業需要控制經營風險、法律風險，才能保證本企業的合理利潤。從操作層面講，這需要有本行業的經營專家與法律專家主刀的談判小組；從宏觀層面講，與技術高超、經驗豐富的跨國公司過招，一方面能夠促進發展中國家法治意識、法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真槍實彈的競爭中，大批的企業會敗走麥城，甚至慘遭屠戳。
戰爭警示：20萬合資企業何去何從（3）
這是一切進步都需要付出的代價。
自身經驗積累決勝全球競爭
中國企業對抗跨國資本，就要佔盡天時地利，保住本國市場，形成自主的品牌與技術。宗慶後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企業管理與營銷，為他的工廠塑造本地特色的全員持股、家長式管理模式，用傳統智慧與文化迎接“外來合作者”，無論是合作還是對抗，最終他都成功了。宗慶後的啟示就是，堅守著中國智慧與文化，適應新競爭時代的要求，對不可預測、充滿機遇的未來，去理性嘗試。
達娃之爭之前，中國民營企業家最大的敵人就是不自信。由於近代中國經濟落後，人們在許多領域都存在著不自信的情況。
現代國家政治侵略會先從思想著手，擊潰一個民族的自信；經濟滲透與競爭也是同樣：打擊對手企業的自信，可以爭得行業與市場的主導權。
梁啟超曾憤然地寫道：“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將滅人國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國政之敗壞，綱紀之紊亂，官吏之苛黷。其將滅人種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 章，日日言其種族之獷悍，教化之廢墜，風俗之糜爛，使其本國之民士，若鄰國之民士聞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難，鷙者狡焉思乘其弊，以逞其志。夫然後因眾人之慾，一舉再舉而墟其國，奴其種，而儼然猶以仁義之師自居。”大致意思是說西人辱我太甚，他們想滅哪個國家，由政治家、媒體出面，說這個國家*、全是惡吏；他們想滅亡一個種族，同樣由政治家、媒體出面，說這個民族沒有文明、道德敗壞。然後各國民眾聽了，仁人志士就想著策動革命，拯救民族，小人就想著乘虛而入了。利用民意就可乘勢將這個國家焚為廢墟、種族淪為奴隸——而儼然猶以仁義之師自居！
改革開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學東漸，中國人景仰地看著西方文化滲透進來，文學、藝術、資金、管理，並且全盤接受；只是吃的時候有點難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麥肯錫在中國的戰略諮詢少有成功的，因為他們的案例庫裡沒有中國企業的案例。
我讀外國書讀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國的專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國法律思想著作，經常跟我說，這外國人寫東西簡直是車軸話，翻來覆去說一個意思，讀了半本了，其實就表達了一個意思。比如，中國哲學思想自古以來就是辯證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學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學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對於形而上與辯證，既要破，又要立，論述起來非常的費勁，中國人看了，就認為這簡單的誰都懂的道理，這外國人說來說去的，都把人說糊塗了。我竊以為中國人有五千年文化薰陶，是最聰明的；而這個聰明，又被妖魔化為“窩裡鬥”、不團結、以及自作聰明，但是在歐洲，“決鬥精神”與“會耍陰謀”一向是兩項傳統的美德，並且是貴族品質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傾軋與明爭暗鬥的傳統可不比中國差。我不認為一個有上進心的民族會沒有嫉妒心，傾軋與人事鬥爭是全人類的本性，絕不僅只中國人獨有。
一場勝仗能夠掀起一場暴風雨，宗慶後的勝利讓中國人民從此知道，面對競爭，我們最缺乏的是理性與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與競爭中，把跨國公司看成平等的對手，是中國企業國際化水平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