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以外，我也會參考戰後歷任外相的外交演說以及日本外務省每年發表的《外交藍皮書》。
（1）戰前：最終“失控”的國家利益外交
國家的獨立與條約的修正
對於明治新政府來說，國家利益首先意味著應對西方列強的威脅，維護並保持日本的獨立。在第一屆帝國議會（1890年）上，山縣有朋首相表明“維持國家的獨立”是“最緊要”的，而為了確保國家獨立，透過實行近代化增強綜合國力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而後，明治新政府的領導人們透過考察歐美國家，迫切感到日本製度的不完善和綜合國力的落後，並且認識到儘快實現西方式近代化的必要性。“富國強兵”由此成為日本邁向確保“國家的獨立”這一國家利益的基本政策。
同時，為了實現作為近代國家的“獨立”，對當年的日本來說，“條約修正”是當務之急。日本在德川幕府後期與歐美國家締結的修好通商條約（安政的五國條約）是承認領事裁判權，卻不擁有關稅自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其修正則成為明治新政府必須優先處理的外交課題。關於條約修正，松方正義首相曾經表示了明治新政府對此課題的覺悟，“政府在20餘年來一天都沒有擱置，堅持不懈地實現了條約的修正。我們重視國家的權利和利益，會不惜一切地追求這個目標”（1891年）。隨後，“舉國從事此事幾乎30年”，終於實現廢除治外法權。山縣首相表示，透過修正不平等條約，日本“進一步實現了國家的利益”（1899年）。可見，明治新政府深刻認識到，不平等條約確實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並把條約修正作為“最應該重視的重大任務”。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2）
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線”
明治時代日本的安全戰略，主要集中於山縣首相提出的所謂“外交政略論”中“主權線”（國境線）的防衛與設定，以及在其外側的“利益線”（勢力圈）的防衛。“利益線”的概念是1888年山縣對歐洲進行外交訪問時，從維也納大學的斯坦教授那裡獲得的。斯坦教授把憲法、行政學等講解給伊藤博文，也把國家學講解給陸奧宗光。不過，那些講解當中的核心思想是，以二元化的方式掌控國家與社會，不依靠市民的主體性，而依靠國家的權威性來解決社會各階級中的利益衝突，即“國家”克服“社會”的行政國家學。山縣在1890年的施政方針演說中表述說，在列強之間維持國家的獨立，僅“守護主權線”並不充分，還“必須保護利益線”。明治新政府面對憑藉強大軍事力量維護國家利益的歐美帝國主義的威脅，對國家主權抱有深刻的危機感，於是就試圖採用歐洲新興國家——德國的安全保障戰略觀，但後來卻逐漸陷入了過度的防衛乃至對外擴張的怪圈。
山縣所說的“利益線”指的是朝鮮半島。斯坦教授向日本建議“企圖佔領朝鮮半島的國家，日本應該把它看做敵人”，並向有關人士強調對日本的獨立與安全來說朝鮮半島如何重要。山縣遵從了他的建議。“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得以用武力保護朝鮮半島這一“利益線”，但隨著受到俄國威脅，日本又走向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俄國，吞併朝鮮半島後，朝鮮變成“主權線”，位於其外側的南滿洲地區則成為“利益線”。日本在忙於確立在南滿洲的影響力的同時，也不得不直接面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壓力。於是，日本試圖以軍事力量保護南滿洲的“利益線”（當時稱之為“生命線”），發動“九一八事變”，下一步，中國華北地區成為“利益線”。如此，日本的“利益線”一個接一個地擴張，最終發動了全面的中日戰爭。
由此可見，戰前的日本始終糾纏於自己設定的安全保障戰略——“主權線”與“利益線”，“利益線”的防衛造成新的戰爭和新的“利益線”，“確保利益線”這一國家利益超過可控的綜合國力，並不斷膨脹，其結果是國家的瓦解。
國防與軍備強化
“甲午戰爭”前夕，明治新政府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如今兵備的旺盛”。那段時間是權力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全盛”時期，歐美列強都把精力集中在軍備擴張上。人們都高呼“國防是當務之急”，要“用6年時間將文職官吏的薪水削減10％”，把這筆經費用於海軍擴張，“動員一切國力完善兵備”。
“國防”、“軍備”（陸海）、“兵備”等詞語，在戰前的首相演說中以很高的頻率出現。當時的領導人都認為，為了確保日本的獨立，防衛“利益線”，就必須擁有不亞於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