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的休息間走去。在通道的盡頭，10多名黑衣人站在房門口嚴陣以待。“在北京拍戲的時候，多大牌的明星也沒這架勢。” 我心裡一邊唸叨著，一邊亮出工作證。
只有我一個人被准許進了房間，王菲正舒適地靠在一張大沙發裡看著一本雜誌。她沒有抬頭，周圍的人卻非常警戒，馬上攔住我。我只好自我介紹說：“我是NHK的主持人朱迅，一會兒直播的時候會有一個現場採訪，是否可以提前溝通一下？” 也許我地道的北京腔吸引了她，王菲抬起頭，看著我說：“你是北京人吧，我剛從北京回來。”
異地遇老鄉，剛才屋裡的緊張氣氛一下子輕鬆起來。來之前，金吉導演曾提醒我，“聽說王菲的脾氣很特別，千萬別惹她不高興。” 於是我就提了個高興的問題： 你最喜歡做什麼？
“回北京，回家就是最高興的事。” 王菲是一個爽快人，這感覺我熟悉。
煮熟的鴨子怎麼能讓它飛了
直播開始了，站在體育場巨大的舞臺上，我腦子裡還是有些空白，今天是怎麼了？在語言的轉化和思維上都出現了問題。跟歌手們交流時用中文，與泰國的連線是英語，主持時用日語。腦子裡的制式切換有些遲鈍。一會兒是N制，一會兒是PAL制。第一次面對這種大型歌會的陣勢，事前沒有做充分心理準備的我，有些傻眼了。
現場導演在臺下焦急地比劃著，他用兩手在面前不停地畫圈，這是提醒我加快速度，或做像抻面似的延伸，這是讓我拉長採訪時間，放慢速度。可因為我不懂這些手勢，只能一概視而不見。最後結束的時候，三地的演員要一起說再見了，可香港方面的演員都已離去，空出20秒鐘，巨大的舞臺上只有我一個人，在熱烈奔放的音樂聲中，導演在臺下大喊一聲：“跳吧！”
直播中沒有語言的20秒感覺很漫長。東京、曼谷已經和觀眾說再見了，我還在臺上手舞足蹈地跳著。邊跳邊想，幸虧在《搖滾青年》中接受過舞蹈訓練，今天總算派上用場了。心裡美滋滋的，覺得是自己救了場。
下了臺，金吉導演彬彬有禮地說了一聲：“你辛苦了。”
等我回到日本，可就沒那麼客氣了！
金吉導演找到我的經紀人山崎，直接表達了對我表現的不滿。這個節目每期都是5000萬日幣制作費用，是相當規模的投入。他認為我目前做這種大型直播，語言還沒有過關，身心狀態拘謹，如果不能馬上調整改進，恐怕承擔不了這項重任。
3。漫長的20秒鐘（2）
煮熟的鴨子怎麼能讓它飛了呢？山崎急了，跟我談了整整一天，對著錄影一個鏡頭一個鏡頭逐項剖析我的失誤。我更急，心裡知道要不是吉議先生的欣賞和堅持，自己可能已經被炒魷魚了。
山崎為我請來老師，把我現場主持時說過的話全部寫下來，一句一句地糾正我的發音和語態。老師還扮演不同的採訪物件，讓我虛擬採訪，訓練現場語言組織能力和應變能力。在強大的工作壓力下，這種突擊培訓使我的語言有了又一次質的飛躍。
這種壓力是良性的，逼著我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衝。主持技巧就是這樣磨出來的，日語也是在這樣的摸爬滾打中練出來的。公司很怕打壓了我的自信，一開始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我的問題，後來就很少批評了。他們更重視鼓勵個性的東西跳躍出來。經紀人的能力，是將藝人的喜怒哀樂自主地調動出來，勾著你往前走。
兩個星期後，《Asia Live》在上海的外灘做現場直播。因為一場大雨，不得不臨時將場地改在室內演播大廳，臺本全變了，但我已經基本能從容面對、應付自如了。連金吉導演都大吃一驚，怎麼這麼快就像變了一個人！？
我的生活開始起飛了：醜小鴨變成了白天鵝，掃廁所的女孩當上了代表NHK的主持人。我常想起那位在廁所裡給我飯糰的闊太太。如果有一天她在電視裡看見了我，是否還能認出就是當年那個闖了禍，日語說得結結巴巴的小女孩呢？
“你是來報仇的嗎？”
NHK的收視率越來越高，經過幾個月的磨鍊，我已經完全能勝任直播節目了。而且越是直播，我的狀態越輕鬆、越興奮。終於有一天，我盼來了在家鄉北京舉辦《亞洲歌壇》。
但事情並不像想象的那樣順利。從前期開始，中日合作就出現了創作分歧。因為是直播，NHK方面習慣了有板有眼的設計，而中央電視臺編導則希望隨意性更大一些。日本很重視每個細節，尤其是這樣一個大投資的節目。金吉堅持說，每個環節都需要在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