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估計他對蒯通說出這番充滿知遇之情的話時，眼中說不定還閃著淚花咧。政治家在決策時，要是攙進了私人因素，無有不敗的。攙得越多，敗得越慘。韓信“載人之患”，“懷人之憂”，“死人以事”，作為一條漢子，絕對夠格，作為一個朋友，天下難尋。但他不知道劉邦為了維護他的政權，是一點也不能漢子似的講義氣，也不能朋友似的講交情。
老實說，從一開始，對他就十分防範，百倍警戒的，從來也沒有放心過。要不是韓信南征北討，立下汗馬功勞，劉邦能不能當上皇帝，還是未定之數。但一旦坐穩江山，對不起，就要收拾這些有功勞，但不放心的元勳了，也不惦念往昔為他拉磨的歷史了。這也不僅僅劉邦如此，封建社會里很多皇帝，立國以後，都按照卸磨殺驢的原則，無情地對待當年共生死的戰友，打江山的夥計，相濡以沫的患難之交，捨命相隨的左膀右臂。
磨和驢的寓言（2）
所以，凡稱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非股肱卻是皇帝眼中認為具有實力的人物，他們的命運大多數是不值得羨慕的。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這位分封的諸侯王劉睦，就是個比韓信要聰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漢明帝眼中是並不放心的。是處在脆弱險惡的環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始終保持清醒，不敢有絲毫令漢明帝生疑的表現。有一年，“嘗遺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土，臣敢不以實對！’睦曰：‘籲！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寫到這裡，給他一句評語：“其智慮畏慎如此。”於是，總算得了一個善終，沒有死於非命。
劉睦所以這樣一生“智慮畏慎”，因為他不過是皇弟，按祖宗規矩，“非劉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塊土地為北海王，不過是沾了血統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歡你，隨便找個名目，就可以“除國”，讓你捲鋪蓋滾蛋，這是客氣的。弄得不好，讓你仰藥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賜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漢書·景十三王傳》後說：“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為什麼劉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說的向皇帝彙報，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樣子呢？很簡單，正因為他明白，他有“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的名聲，對漢明帝來說，他不怕你墮落，而怕你有為。統治者最怕的是對他構成威脅的人物，包括潛在的威脅。所以，韓信的倒黴，就在於缺乏劉睦這樣的“智慮畏慎”。
韓信覺得身上的征塵，胸前的勳章，赫赫的戰功，彪炳的資歷，與劉邦起事時的交往，是一份誰也不敢拿他怎麼樣的本錢。其實錯了，他忘了皇帝是“唯闢作威，唯闢作福”，“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可以隨便“予取予奪”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錢，也沒有他可以殺你的本錢厲害。“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鬧開情緒），信由此日夜怨望（發開牢騷），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肯定是罵罵咧咧了）。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不光言，還有行了）！’”結果，他因策劃陳豨兵變，而從中應合，被呂后鎮壓，夷三族。劉邦徵陳豨歸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這個“喜”，證明劉邦早就想除掉這個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憐”的樣子，也是貓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劉邦還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開國之君，恐怕要數朱元璋了。他在殺戮功臣的記錄上，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簡直到了病態的程度。最沒有道理的屠殺，莫過於殺他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了。
此人是追隨他最早的開國元勳，據《明史·李善長傳》：他早在朱元璋還沒有成氣候，說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時候，就同他一齊鬧革命。“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謁，知其為裡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他勸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為目標，而應該目光放遠。是他使這位鳳陽皇覺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從下滁州，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那時，朱和李都在郭子興屬下，郭很賞識李善長，要他給自己出謀劃策，他婉拒了。始終追隨朱元璋不變，表現出難得的忠誠，從此，一直成為朱元璋的智囊親信。“太祖得巢湖水師，善長力贊渡江。”正因為這一步，朱元璋便有長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最後打敗元帝國。由於他多年參與決策，為朱元璋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