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水師，“為君談笑靜胡沙”，結果好，永王失敗以後，他也就充軍流放到夜郎了。
這位汪景祺，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氏。康熙舉人，小有文聲，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麼發達，萍蹤浪跡，落魄秦晉，並無定處。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較高的方面統帥，通常要禮聘一些文人為幕客。名氣大的，為客為賓，起參謀僚屬的作用，名氣小的，為職為員，司管文書筆墨等事。年羹堯，康熙進士，內閣學士，也非等閒之輩，他西征噶爾丹，郭羅克，羅卜藏丹津諸役的赫赫戰功，總不能自己動手撰文吹噓。恰好，這位汪師爺，一心想上他這艘艨艟鉅艦，於是，給年大將軍寫了一封信，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
“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者哉？僕向之所向慕，歸往於閣下者，臺閣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賴賢佐，天下共仰純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寵賁，天子倚閣下等山嶽之重也。今閣下英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振旅將旋，凱歌競奏。當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偉人，此身誠虛生於人世間耳。”（《西征隨筆·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
這樣，雍正二年，被年羹堯延請入幕。
期間所著《西征隨筆》，在查抄年羹堯杭州邸宅時，被侍郎福敏發現，呈上。喜歡作批示的雍正，他在這方面，有強烈的表現欲，在書上親筆寫上：“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錢名世，也是因年羹堯獲罪的，同樣，因寫馬屁詩被參，但雍正並沒有將他送往菜市口秋決，而是御書“名教罪人”匾額，掛在大門口，每日叩拜懺悔，有點像當年戴上右派帽子，接受群眾監督那樣，最終還是保住了腦袋。
而雍正恨汪的情結，不完全是他的馬屁拍得響，因為在康熙晚年選嫡，舉棋不定，年羹堯的一票，起起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關鍵之時，雍正也對這位軍門，殷勤致意，示好巴結，聯絡拉攏，不遺餘力的。這本《西征隨筆》，只是罪狀之一，而汪景祺，對於這位功高震主的軍事統帥，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才使他始終戒之懼之，而留下刻骨銘心的影響，必狠狠報復而後快的。
汪景祺不傻，他不是小聰明，而是大聰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特著《功臣不可為》一文，獻給年大總督，其意所指，年是會心的。不但會心，很可能首鼠兩端過，雍正不會沒有知覺。但文人從政，很難成氣候的原因，雖然他們喜歡染指權力，但十個文人至少有九個，在政治上屬於無韜略無謀畫的低能之輩。尤其稍稍得了點意的文人，無一不是狗肚子裝不了幾兩素油，那張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給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統，其效率之高，野史演義，多有記載，早把年大將軍與另一可能接班物件允禟，在西寧的來往，密報上來。雍正三年四月，這位陛下最初發難，諭責年羹堯僭越之罪時，無心之言，洩露天機：
“朕曾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以備軍前效力，並非供伊之隨從也。然伊竟將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左右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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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菜市口（5）
這些侍衛，其實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堯身邊的克格勃，而汪師爺的一言一行，豈能逃脫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
於是，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賜年羹堯自裁。一週後，雍正就將這位馬屁文人，梟首示眾，那腦袋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
“其妻發黑龍江給窮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親現任、候選及候補者俱革職，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這個雍正，究竟是盛世之主，還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小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菜市口大街上掛著的這顆頭顱，直到雍正駕崩以後，乾隆上臺，左都御史孫國璽才敢上書，認為：
“京師為首善之區，菜市口又京師之達道，枯骨中途，髑髏上懸，不惟有礙觀瞻，且不便牽車服賈之輻輳，亦有礙商旅行販之交通……”
這樣，才將這顆風吹雨淋，鳥啄雀糞，朽爛腐毀，形質不存的顱骨，擇地掩埋。
我想，菜市口懸掛著汪師爺這顆腦袋的時期，大概也是那個英國人亞當·斯密，埋頭寫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的時期。然而，當19世紀，嚴復以《原富》書名，將此書譯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