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餘生。”
此詩作於順治五年，是他飽經人世滄桑，風雲變幻以後的作品，詩評家認為，他明亡以後的《有學集》裡的詩，要比早年的《初學集》更勝一籌。雖然這時，他早已剃了頭作大清順民，可在筆下還是會流露出思念舊國的心緒，全詩惆悵沉鬱，蒼涼無望，真是感到這個曾經很熱鬧一陣的文人，故國落日，家園殘春，晚景頹唐，餘生落寞，真是不勝感傷。
為什麼說周作人會被乾隆列入丙卷呢？因為他的立場不變。這個漢奸甚至到了晚年，與曹聚仁先生通訊，提到上海虹口公園裡魯迅墓的坐像，猶嘲諷有加。顯然，他對那個雕刻是不以為然的，對要立那個雕刻的用心，也是不以為然的。所以才從他口中說出“那墳頭”三個字來。
切齒痛恨之音，蔑視不屑之意，是完全可以感覺出來的。人死以後的歸宿之地，叫陵，叫墓，叫塋，叫墳均有之，獨“墳”後贅一“頭”字者，則絕對是貶義的了。由此可見，此人一以貫之的這種看法上的分野，恐怕就不僅僅是針對魯迅，而是針對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切革命文化，當是無疑問的了。
對錢牧齋來講，長幹依舊，物是人非，闊別數年以後，在他的記憶中，已不是他的風月場加名利場的那座城池了。所以，才有“江山建業又清明”的感慨。“清明”，與“江山”聯絡在一起，既作時令節氣的解釋，也有兩朝交替的寓意在內。看來，這位東澗遺老，已經能夠重新審視鐘山腳下，秦淮河畔，那段難以忘懷的歲月。
那時候，風流才子錢牧齋和江南豔姬柳如是的情愛故事，曾是街頭巷尾，飯後茶餘的談資。而當崇禎吊死煤山，江南議立新君，錢謙益在政治漩渦中的色色表演，也是令滿城百姓側目而視。或許這就是文人難耐寂寞的秉性了。作家或者詩人，即使年紀一把，有的人，也還如孩提一般發作人來瘋的毛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頗不肯更不甘於被冷落的。有好處，無他，手癢；有名聲，無他，心癢；有座位，無他，臀癢；有熱鬧，無他，腿癢。總之，這樣的好事之徒，非大挫折，不會罷手，非大失敗，不會頓悟。
乾隆二三事（2）
一開始，錢謙益躍躍欲試，與史可法等人，本來是一心擁戴潞王的，結果，福王立，也就是史稱之為南明的短命王朝。雖然在崇禎朝時為禮部侍郎的他，順理成章地為小朝廷的禮部尚書，但無立王之功，不免有些失落，甚至還有些忐忑。其實，這不正好，寫你的詩得了，戀你的愛得了，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不可終日？不，人來瘋的病，使得他很難激流勇退，還在漩渦中愈陷愈深。
名隸於東林，自視清流的他，一反常態，竟然去諂事馬士英，居然去推介阮大鋮，成了一個“進退失據”，匪夷所思的人物。所以，順治二年，滿清的豫親王多鐸大軍南下，他率先迎降，也就不奇怪了。前一年，崇禎自縊的訊息傳到南方，柳如是曾勸他以死殉國，可到了跳湖的時候，他嫌水涼，便不想做烈士了。那時不死，現在，就更得求生了。
問題是得給自己找個臺階下，由錢謙益和王鐸擬稿，趙之龍簽署的《降清文》中，虧他們琢磨出了這樣一句遮醜的名言：“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所有投降派都會為自己的墮落，想出些好說詞。但文人的本事，就在於能把一件極骯髒的行為，說得不但動聽，而且理直氣壯，這也是歷史要唾棄這種敗類的緣故了。
話說回來，儘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其實，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名與實之不符，人與文之相悖，在文學史上，錢謙益只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況，陳寅恪文章裡，提到他辭掉清朝的史官高職，回到家鄉後，還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動。所以，後來人讀他的詩，至少不至於那麼噁心。從他這首《吳門送李生還長幹》看來，顯然是歷經一番反思以後的心聲。李生要到長幹去了，他從家鄉常熟來到吳縣為他餞行，能不對記憶中的煙雨金陵，生出唏噓嗟嘆的詩情嗎！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鐵桿漢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來說，若將這首詩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話，讓一個不太瞭解歷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會從詩句中感到一個革命者視死如歸的勇氣。但是，要是告訴他，這是大漢奸汪精衛的作品，恐怕馬上覺得這首詩變味了。
汪的《雙照樓詩集》，其中不乏這類激越昂揚的詩篇，但他這個人被歷史唾棄了以後，他的哪怕是再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