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就是醫治國民的精神，“啟發明白的理性”，“揭出社會的病苦，引起療救者的注意”，“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等等。可以說，沒有比魯迅更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更重視社會效果的人了。如上所述，魯迅在談到創作的非目的性時曾以黃鶯歌唱為喻，但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人究竟不是鳥兒，鳥兒沒有社會性，人是有社會性的，不能不考慮創作的社會效果。魯迅後來也說過這個意思：“記得有一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詩人要作詩；就如植物要開花，因為它非開不可的緣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的錯。”這就是說，詩人對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不負任何責任。魯迅反對說：“這比喻很美，也彷彿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卻也有錯誤。錯的是詩人究竟不是一株草，還是社會里的一個人；況且詩集是賣錢的，何嘗可以白摘。一賣錢，這就是商品，買主也有說好說歹的權利了。”魯迅並且指出：“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