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的行動，而其他一切印象就必然變得暗淡，或者模糊不清。我看，並且自以為看到了；我聽，並且自以為聽見了；我研究我自己，並且自以為了解我的內心。然而我在外界所見所聞都不過是我的感官選擇來指導我的行為的東西。我對我自己的認識只是浮在表面的東西，在行動中表現出來的東西。因此，我的感官和意識顯示給我的現實只不過是實用的簡化了的現實。在感官和意識為我提供的關於事物和我自己的景象中，對人無用的差異被抹殺了，對人有用的類同之處被強調了，我的行為應該遵循的道路預先就被指出來了，這些道路就是全人類在我之前走過的道路。事物都是按照我可能從中得到的好處分好類了。”這就是說：“我們看不見事物的本身；我們十九隻是看一看貼在事物上面的標籤。”《笑》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頁。柏格森的分析確有一面之理，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對於科學家、藝術家來說，世俗的實際價值是不大在乎的，他所能夠“不以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他們熱衷的是創造，所以他們能客觀地去知覺事物。有人說藝術家寧可讓老婆餓肚子、兒女赤腳，也要創造他的藝術作品，因為藝術使他心醉神迷。這真可以說是為藝術而藝術了。科學家也是這樣，他們為研究而研究，他們的興趣也不在實用。愛因斯坦就常常表示：“他寧願與世隔絕，這個世界是屬於他一個人的，在這裡沒有（人間的）是和非，而只有（客觀的）真理和謬誤。”《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第184—185頁。他還說，“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親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同①第48頁。他在自白中表示，“我總是生活在寂寞之中，這種寂寞在青年時代使我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時卻覺得其味無窮。”《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138頁。不可否認，在人類的關係中，世俗的束縛是不可避免的，對愛因斯坦來說，孤獨就意味著脫離這種束縛而保持心靈的自由，這是從事創造活動所必不可少的。愛因斯坦還指出：“‘務實’的思想習慣所造成的人類互相體諒的窒息，這種思想習慣好像致命的嚴霜一樣壓在人類的關係之上。”同③第293頁。“務實的思想習慣”就是考慮實際利害。一個人如果完全被實際利害所控制，就很少有心靈自由活動的餘地，而他的思維空間就極為有限了。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指出：“人類本性中的一個光榮是，我們對沒有直接使用價值的東西懷有好奇心。還在人認識到星辰可以對農民或航海者具有實際用處以前很久，人早就對星辰懷有好奇心了，沒有這種分明是人的、超越於動物之上的對宇宙的態度，那麼使用價值也就不會接踵而至了。”《現代西方史流派文選》第141頁。從總的方面說，科學上的創造發明是受生產發展的需要推動的，但就發明創造者的個人來說，卻是出於他們的興趣和愛好——那是他們的心靈自由活動的天地和自由思維的空間。美國心理學家吳偉士說：“發明雖受節制，但真正天生的發明家大半使其工作成為遊戲。他決不會時時顧及經濟的目的，也不會刻刻慮到社會的迎拒。發明家的傳記，讀之令人驚異。他們所慘淡經營的事業，大半純然出諸發明的愉快，非受實際利害驅使的。這種遊戲能益助他天才的發展，使他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需要為發明之母，只是半面的真理。”謝循初譯：《心理學》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445—446頁。魯迅是主張人生要“留有餘地”的，在談到書的形式時，他表示：“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而較好的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如果“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就不免“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裡，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而且，“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華蓋集·忽然想到二》。魯迅的話小中見大，發人深思。這一點對藝術創作來說，尤其重要。盧梭的體會可以為證，他說過：“為麵包而寫作，不久就會窒息我的天才，毀滅我的才華。我的才華不在我的筆上，而在我的心裡，完全是由一種超逸而豪邁的運思方式產生出來的，也只有這種運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華發榮滋長。任何剛勁的東西，任何偉大的東西，都不會從一支惟利是圖的筆下產生出來。需求和貪慾也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