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不是創造性的，而是限制性的。在藝術品或道德行為的產生過程中，規則並不一定要出現在意識中，更不是一定要佔據注意的中心；實際上這倒會妨礙和擾亂有機生長的過程。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當我們在寫作時，如果老是考慮拼寫的規則，我們就會變得困惑不安和猶疑不決。回答一個字怎麼寫的問題的最便捷方式就是無意識地寫出這個字。同樣，許多人在決定一個道德問題時，實行一個行為要比思考它更有效和更帶確實性。正像歌德說的：
“‘所有我們最好的努力都是在無意識的活動中取得成功的。’
“因此，公正的人們不會根據一個人是否對義務考慮過很多和是否意識到以義務為動機來確定他的道德價值。特意計劃的道德品格很容易帶上某種‘故意性’——在我們把它跟自然的氣質相比較時，對它會產生一種反感。……義務的感情可能防止了世界上的許多惡產生，但美好和善良的東西卻不是從義務的感情萌生的，而是從心靈的生氣勃勃的衝動中萌生的。”《倫理學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04頁。
事實上，人的最深層最穩定最本質的東西，決定人的本質的東西都是不能省察到的。所以，人往往把忘卻自己叫做恢復本性。忘卻自己當然就不能省察到自己。這樣說來，世界上最誠實的人也許是最不明白什麼叫誠實的人。真正超脫世俗的人可能並不知道自己脫俗，反而常常為朋友的不懂人情世故大為驚訝，卻不知道最不懂人情世故的正是他自己。
我們看到，古往今來許多偉大人物，特別是偉大的藝術家都有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自發性即自發的天性。在中國文人中，這種自發性表現最徹底的大概要算大詩人陶淵明瞭。蘇軾評他說：“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這話道出了陶淵明的內在精神。有些名士，熱衷於富貴名利，卻扭扭捏捏說不願幹，這種醜態最可厭。至於丟了官不做，也不算什麼稀奇事，而那些名士卻以此標榜清高，實在可鄙。陶淵明的出仕與退隱為本性使然。“任吾性而動，行吾心之所安。”全然沒有榮辱的自覺意識介入其間。杜甫有兩句詩：“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表述的也是這樣的意思。如陶淵明一樣，杜甫退隱純出乎自然本性，雖屬清高卻並不以清高自傲自許。
不言而喻，自發的真誠和自發地真誠對藝術創作是性命攸關的。藝術作品的魅力來自真誠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而真誠必須是自發的已為上述。處心積慮，刻意求真必然導致虛假。凡有意識地抱著某種目的的作品都很難完成其本來的目的。藝術創作，是靠內心感覺感受指引的，是聽憑自己的感情驅動的。這裡沒有意志的干擾干涉，也無什麼“應該”不“應該”，“正確”不“正確”等概念，也不考慮世俗的風習及種種條條框框，因而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當然，這裡有技巧，但技巧並非一套客觀存在的工具，而是某種發自內心的東西，真誠的東西。從血管裡流出的都是血，從水管裡流出的都是水。所以每一部偉大作品的精華部分總是無法解釋清楚的，只能說因為它好，所以它好。其中的“真意”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了。
藝術家的這種超脫世俗的自發態，在世人眼中不免有幾分呆傻失態，豈不知從本來意義上講這正是很正常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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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知的同情”與“高峰體驗”（1）
我們所說藝術創作中的渾然與萬物同體這種境界絕不是宣揚白痴和愚，渾然與萬物同體也絕非白痴和愚，白痴和愚是智力低下的結果，而渾然與萬物同體卻是大智大仁的表現，是人作為萬能之靈所可能達到的最高精神境界。這種境界是有點不可思議的，只有很高的理性和經過智力訓練的人才可能對這種不可思議進行思議。別林斯基所說的“神秘的灼見”指的就是此種境界。好個“神秘的灼見”，“神秘”而又有“灼見”，可見自有大智在；但“灼見”而又“神秘”，則又有幾分不可言傳或理喻，泰戈爾說：“小理可以用文字說清楚，大理卻只有沉默。”《飛鳥集》第２８頁。大概就是有感於此吧！從心理學觀點看，語言所能表達的是自覺的常態心理狀態，而渾然與萬物同體是非自覺的神秘的變態心理境界，也只有在變態中才能達到此種境界，故非語言所能形容。對此種境界解釋最好的是柏格森（Bergson）。他稱之為“知的同情”（Intellectual Sympathy），而“知的同情”就是“吾人賴之以神遊於物之內面而親與其獨特無比（unique）不可言狀（Inexpress